陈玉京(包商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

　　索罗斯说：“我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开放的。历史的主要驱动力是参与者的偏向，的确，它不是起作用的唯一力量，但它是历史进程中所独有的力量。并因此而使历史进程同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过程区分开来。生物进化归因于基因的变异，我坚信，历史的进程则是由参与者的错觉塑造的。我甚至走得更远，塑造了历史面貌的思想无非是一些内涵丰富的谬论。一套富于衍生性的谬论往往最初被人们视为真知灼见，只有在它被解译为现实之后，它的缺陷才开始暴露出来，然后将会出现另一套同样内涵丰富的但与之正相反的新谬论，并且这一过程仍将不断地进行下去。每一套谬论都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如果人们能够从经验中多少学到一点东西，则这种更替就被称为进步。”

　　反身性是投资大师索罗斯所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索罗斯在大学时代，深受其导师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身性原理，同时将这一原理应用于他的金融证券实践，并由此获得巨大的成功。波普尔的伪证主义哲学对他的重大启示在于：它提示了人类认知活动具有的本质的不完备性。人们只能在一个不断批判的过程中接近真理，在这个过程中的一切判断都只是暂时有效的，并且都证伪的对象。索罗斯在金融证券实践中发现，“参与者的偏向”往往是偶然因素占主导，参与者的偏向有时会极大地改变社会经济和金融的所谓规律性进程。

　　我的反身性金融理论正在形成过程中，基本点源自凯恩斯和索罗斯，同时也吸取了我的亲缘格局论的若干要素。大意如下：

　　1、在理想世界中，参与者拥有完备的知识，从而产生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均衡，但在真实世界中，存在的只是不完备的理解和无可企及的均衡，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2、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都是出自赚钱和生计的考虑(个体的亲缘格局)参与金融市场。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机构参与者出于政治、外交、经济全局把控的考虑来参与。但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体现出“参与者的偏向”各不相同，都会对市场规律性本身造成干扰。

　　3、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会对金融资产的价值产生作用，同样，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化也会改变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如经济繁荣期银行争着给贷款，使抵押物的价值不断升高，而在经济萧条期银行收贷，抵押物的价值会迅速下行。再如股市低迷时，参与者越来越少，股票价值一跌再跌，而股市大涨时，参与者疯狂入市，股票泡沫迅速扩大。

　　4、上市公司市值的不断变化，金融资产总盘子的不断扩大，将带动相关上市公司参与市场行为的变化，从而使整个市场的格局也发生改变。格局变了，金融监管者的思路也必将随之改变。这种格局的变化是周而复始，螺旋式上升的。

　　5、所谓价值投资是一个伪命题。正如索罗斯指出的，市场永远是错的，我们现有的分析工具不可能准确预测股价走势和坐标位置。因为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有偏差，而这种偏差又影响交易活动的进程，不是目前的预期与将来事实相符合，而是未来的事件由目前的预期所塑造。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上市公司能够被准确地预测未来。哪怕宏观经济和行业背景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也相对稳定可期，金融市场大格局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参与者行为的变化，都足于使上市企业的估值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A股市场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价值很关键。

　　6、不平衡的市场状态源于市场预期所形成的主流偏向受到客观现实的强烈对比，市场中的清醒的投资者开始对这种偏差进行反省，对主流偏向进行挑战而使市场原有的主导因素变得脆弱，但市场的惯性使原有走势狂热。盛极而衰，物极必反，投资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善于发现市场的不稳定状态，捕捉盛衰现象发生的时机。

　　从凯恩斯到索罗斯，他们的金融理论走的是洞察人性的路线，所谓“动物精神”和“参与者的偏向”，说的都是人性的偏执和企图心导致了资本市场的繁荣。他们的观点强调的是对人性的疏导,是偏正面的，对资本市场的活跃和繁荣、促进中产者亲缘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鼓励这种人性的偏执和企图心，但是在实际运作中，金融资源的分配极端不公平、不透明，官僚资本、金融资本和偏执狂的结合所导致的资本狂潮一点也不比西方逊色，广大的散户并不了解这些资本狂人的运作内幕，而监管者出于各种利益考量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就出现了股灾，出现了上市公司业绩与市值无关联的普遍状况，出现了“门口的野蛮人”放肆驱逐优秀管理层的现象。

　　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今天，中国最高层和部委级别的金融监管层再也不能无视市场经济中人性的大暴露这一事实，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适逢其时，要关注和呵护中产者亲缘格局的形成。当然，思想的改变是艰难的过程，任何一蹴而就的想法都会导致灾难。

　　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探讨，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中产者的亲缘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