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4期)

　　不久前，一条因“年收入12万元以上被定为高收入群体，要加税”的新闻，给所谓的“高收入群体”带来不小的恐慌，并引发“中产阶层”的集体吐槽。尽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专家对此进行了辟谣，但是由此引发的话题仍持续发酵。

　　11月2日，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在2030年前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3/4的中国人将成为中产，让“中产阶层”再度成为焦点。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目前已经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不到20%，明显低于与我国处在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当务之急是如何扩大中产阶层的数量。

　　中国“中产阶层”的焦虑

　　如果用“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去衡量，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确有点名不副实。

　　我们看到美剧里中产阶层的生活是这样的：一辆高级轿车缓缓驶入一座两三层小洋楼，修葺整齐的草坪上两三个孩子打闹嬉戏……但是，当下中国的“中产阶层”离美剧里勾勒出的这种美好画面相差甚远。

　　李强，1985年出生，从安徽农村走出来，读了个不知名的大学，目前在北京的一家私企工作。老婆是他同班同学，前些年工资比较低，一直没存过钱。他2009年借钱在北京郊区购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现在父母住着。他的孩子6岁，为了孩子读书，他在市中心租房，2012年买了辆代步车。目前无任何存款，但也无欠款。

　　夫妻俩税后月入1.4万，年终奖5万左右，基本上一年收入有20万。他本想在北京城区再买一套房，可目前租住的房子是学区房，要价10万多每平米，一套50多平米的房子，首付就得200万。这么大一笔钱，根本不敢奢望向别人借钱去凑首付。

　　一般理解，家庭年入20万，也应该算是中产了，但李强总担心若是遭遇到什么变故该怎么应对：“在私企一直有很大的危机感，所以我现在晚上还得学习补充知识。感觉很累，很迷茫。”

　　李强只是当下充满焦虑的所谓的中产者之一。记者采访了解，让众多所谓的中产者们焦虑的因素表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超高的房价是焦虑的“重心”！

　　目前，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高得离谱，一套房至少四五百万，对比李强家庭年收入20万，根本不算高收入。现实中类似李强的中产者们，除去各种生活成本、开支，确实已没有多少余粮，只能平平淡淡地安于现状，根本没什么奢望。

　　哪些人算中产阶层？

　　何谓中产，目前官方没有给出定义。而社会上关于中产阶层的界定一直颇有争议，甚至还衍生出很多关于中产阶层的“定义”，其中不乏“被中产”“伪中产”和“超中产”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混乱现象。

　　2016年7月，《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有2.25亿人，他们是目前全球最焦虑的人。该文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是：“家庭年收入在1.15万到4.3万美元，即家庭年收入8万到3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群体。”

　　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国际上通行的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指其收入和财产处于社会平均水平及其附近区间或收入、财产中位数及其附近区间的人员的集合。如按此定义测算，目前我国有3亿多中等收入群体。

　　这个数据跟中国的现实国情相比，显然不符。

　　由于现阶段我国社会平均工资收入不高，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处于平均数以下，社会分配格局还远不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橄榄形”，而是底部偏大、中上部偏细尖的“金字塔形”，据此，苏海南认为，不宜简单套用国际上确定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基于多年研究，苏海南对中国中产阶层做了严格界定：其收入处于全国或当地社会平均水平与较高水平之间、其家庭生活水平达到全国或当地小康与比较富裕程度之间的人员。

　　具体量化标准是：中产阶层成员的收入在各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平均值与平均值的2.5倍之间，即从全国层面看，2013年劳动者个人年收入在6万至15万元或家庭收入在8.5万至22.5万元，家庭人均住房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及以上且另有一定数量金融资产者，就可以认为进入了中产阶层；而在北上广深，收入则须达到全国平均值的两倍，即2013年个人年收入12万至30万元或家庭年收入17万至45万，且其住房问题基本解决并另有一定金融资产者，才能在当地称为中产阶层。

　　按照以上定义，苏海南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并参考一些研究机构对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测算得出：目前我国中等收入劳动者有1.6亿多，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7.7亿的20%；加上其赡养人口合计约为2.4亿人以上，约占全国人口总数13.67亿的18%。当然，今年已经进入2016年，上述收入和财产标准区间也应适当提高，中产阶层人数和比重也可能会有所变化。

　　中产收入陷阱远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

　　当今中国，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人均GDP始终徘徊在4000～12000美元区间而不能增长到12000美元之上，从而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当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还没有厘清，“中产收入陷阱”这一新概念又“横空出世”。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日前他撰写的《中产收入陷阱远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一文，引发广泛关注。

　　李稻葵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避免“中产收入陷阱”值得警惕，中产收入陷阱远比中等收入陷阱可怕。他甚至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中产收入陷阱”的端倪。

　　比如，“最近以来，我孩子的一些同学的家长在忙着办移民，他们担忧的是孩子们不能适应中国高度竞争的中小学教育；我周边的不少朋友，由于担心空气质量对子女健康的影响，也选择了出走；还有一部分家庭，担心未来难以支付高额的医疗、养老费用，决定移民到澳大利亚等公共卫生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即便那些还没考虑移民的中产朋友，碰到我经常问的问题也是：人民币会不会长期贬值，家庭资产如何转移到国外。凡此种种现象，无非集中反映了中产阶层的焦虑。”

　　在李稻葵看来，中产收入阶层的焦虑，来自高税负下对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忧虑，来自不断攀高的房价和教育、医疗、养老的高成本。更为严重的，“中产收入陷阱”会导致国家丧失社会政治发展的稳定器，导致国家迟迟不能迈入成熟稳定的社会政治发展阶段。

　　如果李稻葵所言“中产收入陷阱”成立，无疑，中国将面临一个艰难的坎儿。

　　但是，在苏海南看来，是否会陷入“中产收入陷阱”，要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深层次综合配套改革的进展。如果改革力度不大、决心不大、措施不落实，“中产收入陷阱”是有可能出现的。 “当下最要紧的问题是，中产阶层的比例还明显偏低，首先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现状，努力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接下来，才是如何避免陷入‘中产收入陷阱’”。

　　到2020年，我国中产阶层有望达4亿人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比例仅占总人口的18%，当下首要问题，是要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

　　而扩大中产阶层比例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建设的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取得好的效果，确立目标至关重要。

　　苏海南认为，可考虑到2020年，使中等收入劳动者总数增加到2.7亿，占比提高到30%以上；加上其赡养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到近4亿，占届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以上。到本世纪中叶，可设定目标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成为中产阶层，其总数提高到9.6亿人以上，占届时全国人口总数的70%左右。

　　按照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也就意味着，未来4年，通过改革和保持全国经济增速年均不低于6.5%，有希望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2013年底的1.6亿人左右，扩大到2020年的2.7亿人，7年扩大1.1亿，每年扩大约1600万，加上其赡养人口，中产阶层将由2013年的2.4亿增加到近4亿。

　　要达到预期目标，必须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深层次综合配套改革。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意见》瞄准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干部队伍以及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等增收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七大群体，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推出差别化收入分配激励政策。另外，为保证七大群体激励计划落实推进，《意见》也提出了六大支撑行动。

　　“如果能够将2013年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今年刚出台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好，同时把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乃至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坚定不移、有条不紊地抓紧、抓落实，扩大中产阶层的目标有望得到实现。”苏海南对此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