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西方退休政要的中国生意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父女、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父子均在华掘金
2012年6月，当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大选中败给奥朗德时，曾经感慨地说：“今后，我将是一名普通的法国人了。”
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外国政要们褪去政治的光环，交出权杖，在百感交集中离开入住多年的官邸后，其实并没有闲着。
当这些各国政要回归平凡，“蜕变”为公民后，他们中的部分人在中国依然很忙，忙着做生意赚钱，为了自己也为了他所代表的国家继续摇旗呐喊。现在，随着业务的日渐拓展，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超越仅凭“演讲走穴”挣钱的初级阶段，开始了转型升级的全新业务模式。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陆克文：女儿开淘宝店，父亲做推销员
2015年6月底，一位名叫陆杰喜的店主通过新浪微博宣布她在天猫国际开网店，专门出售澳洲特产以及母婴产品。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的店铺成绩喜人，仅仅是一款木瓜膏就创造了销售2646款的纪录，让其他商铺望尘莫及。当然，陆杰喜能取得如此不错的成绩也是有原因的，她的店铺推出的开业抽奖活动就为她吸引了大批粉丝，因为她的促销方式是只要购物满99元即有机会获得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参加设计的下午茶。
没错，这位陆杰喜就是澳洲前总理陆克文的女儿杰茜卡（Jessica Rudd），她在淘宝开店卖澳洲特产。店铺首页挂着她本人和马云的合影，而中文流利的陆克文也努力为女儿推广。
作为澳大利亚第一位能讲流利中文的政要，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退休以来几乎成了中国常客，其卸任后最广为人知的头衔就是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
根据他在微博晒的行程来看，在今年7月初的4天里，他就到中国参加了两场论坛、两场演讲、一场发布会，可谓马不停蹄。
一位曾参与过邀请陆克文的大型活动组织方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邀请陆克文这个级别的前政要出席活动可谓“很难，很花钱”。
“这种大腕级别的人一般在中国都有一位类似于‘经纪人’式的联络人，这些人通常是高学历而且英语都非常棒，他们会提前几个月确定行程，而且对活动的主题要求非常高，要具体到每一分钟的细节。此外，外国前政要的出场费用分为纯商业和非纯商业目的。有时候他们参加公益项目的费用就不是那么高，但要支付头等舱往返机票费用以及四星级酒店住宿费用，除此之外，还会给一笔出场费。但若是纯商业活动，费用一定非常高。一个参照标准就是美国一位前总统，他接受某地产公司邀请在中国演讲，一小时高达25万美元。”前述某活动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而这位活动负责人还透露，某位联合国前秘书长和一位中国家喻户晓的英国前首相来华参加活动的价码均为每小时16万美元，某位澳大利亚前总理来华的价码为每小时13万美元，某位德国前总理来华的价码为每小时10万美元。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
德维尔潘：父亲是中民投专家，儿子在中国卖红酒
和陆克文一样，退休的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也是中国常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一次中国”。
据悉，德维尔潘还是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成员以及亚太总裁协会全球主席。今年1月30日，德维尔潘应邀加入“中民投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据了解，该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为中民投的全球战略献计献策。因此，近期无论是“一带一路”项目还是关于中国股市的大型论坛，经常可以见到德维尔潘的身影。
而他的儿子潘雅德很早就开始和老爸一起掘金中国。
早在2010年，潘雅德就和朋友在香港创立了Pont des Arts葡萄酒，从事红酒生意。在内地开始红酒热后，精明的潘雅德就把目光投向了内地市场。
潘雅德从小受父母影响颇深，经常跟随父亲到中国参加各种商务活动。他对媒体表示：“我的父亲、母亲都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我父亲很喜欢中国人，他告诉我，与中国人一旦交往，就可以成为一生的朋友。我的母亲是一位艺术家，她十分喜欢中国艺术，与赵无极、贝聿铭等华裔艺术大师都是很好的朋友。受他们影响，我从小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这个项目（红酒）不仅是一个商业行为，更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一次崭新尝试。”
据媒体报道，进入中国市场仅仅两年，潘雅德就在中国卖出2400多套（1.2万多瓶）红酒，成绩不菲。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施罗德：中德大型项目推销员
美国媒体曾经这样总结退休政要们的“圈钱模式”：写书+演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2005年卸任后第三天，就签了瑞士出版集团荣格集团当顾问，趁热打铁出版了一本《抉择：我的政治生涯》，稿酬超过百万英镑。
其实施罗德并不擅长写作，德国媒体爆料他在任职期间甚至连100行的社民党活动计划都没写过，但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加入写书大军。因为根据德国法律，退休政要每月的退休金约合人民币10500元，施罗德一家五口住在一个8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这让施罗德很不轻松，因为除了自己家庭的开销外，他还要支付3位前妻及儿女的生活费。有人开玩笑叫他奥迪总理，因为结过4次婚的他如果将4个戒指放在一起，就是奥迪的标志。
不过，退休后几年，施罗德的生活倒是逐渐好起来。很快搬进一个带花园的房子，收养的两个未成年孩子可以在花园中尽情玩耍。施罗德说，“我现在又重操律师旧业，同时兼职几个跨国公司的顾问工作，因此在经济上我可以承担这个房子。”
尽管他没有提到在中国做“推销员”的财务贡献，但公开资料统计显示，从2009年开始，不少中德大型合作项目都可以看到施罗德的身影。
例如2009年10月，施罗德出现在湖北武汉，与施罗德同时亮相的是德国海瑞克股份公司董事长、行政总监马丁·海瑞克。这家公司是在全球有名的隧道掘进设备制造商和服务商。这一年，正在建设的武汉地铁隧道中，活跃着7台海瑞克隧道掘进机。
2010年，施罗德又出现在山东青岛，出席国际新能源论坛。2011年，施罗德的推销重点则在重庆，据报道，在施罗德访问的这段时间，德意志银行、巴斯夫集团等德国企业在重庆的投资不断加码——号称“全球最大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项目”落户重庆，这是德国企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化工项目，达到80亿元人民币。
可以说，施罗德是彻底弃政从商，当上了中德大型项目推销员。
同样地，目前活跃在中国的前政要还有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他正忙着为中国地方政府同英国企业“牵线搭桥”；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他不但成立了基金会，还要写一本“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书……
这些外国“领导干部”退休之后，在中国依然很忙，正如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够把握好分寸，外国前政要和官员来华做生意会让外交和商业互相借力，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 侯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