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冷战”的解读来自欧美左翼游说团体，通过传媒将局势炒作成意识形态的对立。然而让斯拉夫人和中亚人之间的百年恩怨融入到具有冷战色彩的东西方抗衡中的企图，可能会催生出西方自己的敌人

《环球财经》特约 应辰（发自英国巴斯）

美国国务卿克里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干预行为比作“19世纪作派”，“用一个完全捏造的借口来入侵他国”。克里应该是在暗指1853年英法联军同沙皇俄国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俄国误判形势，认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内部瓦解，于是以武力相逼，要求奥斯曼当局保证其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建立“保护地”。如果土耳其落入俄国手中，黑海几乎就会成为俄罗斯的内湖。不过前来干预的英法联军让俄国人领教了近代化战争的威力，在工业化的枪杆子面前，俄军很快溃败。

这大概反映了西方对俄罗斯在东欧及中亚地区的印象——宛如一头贪婪的熊，为了获取土地，从明抢到暗算，软硬兼施无所不为。再来看近期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控制，几乎复刻了19世纪老祖宗的行动模式，在俄罗斯族和东正教徒的“带路”下，俄军在俄土战事之初便很快控制了多瑙河流域的奥斯曼边陲地区。而此次克里米亚争端同样有“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异军突起，尽管俄官方屡次否认这些武装同俄正规军的联系，但依据他们的专业素质和装备水平，可以判断这些人绝非自发武装的地方乡勇；一个较靠谱的说法认为，这支队伍是由在克里米亚生活的俄退役士兵组成，可以用“志愿军”来形容他们。

“老欧洲”的战术与战略底线

在堪称“民族马赛克”的东欧和中亚，政治争端和民族、宗教恩怨交织在一起，也许对俄罗斯来说，这种“19世纪”的诈术不仅仅是扩张的需要，也是出于自我保护。当今世界里，俄罗斯可能是这种旧时代外交战术的惟一践行者，而当年曾与其坐在同一张牌桌上，同样玩这一招的小伙伴们走的走、老的老。美国通过二战和美元体系成为了今天世界的规则制定者，不需要这样横刀相向的外交手笔，而走向福利国家和政治统一的欧洲同样也认为自己应该跟这样的“老欧洲”道别。

因此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乌克兰乱局，并非“第二次冷战”，更不是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的那种挑衅行为，普京只是在使用一贯的俄式手段来守卫“乌克兰大门”。从叶卡捷琳娜女皇开始，俄罗斯就通过外交手段积极证明自己是个欧洲国家，是欧洲大陆“文明世界”的一员。从定都圣彼得堡作为“北方窗口”到占据黑海出海口，贯穿欧亚两个大陆的各种耀武扬威背后，实质上是一种面向欧洲和西方的战略防御思维：要不吃欧洲人的亏，那就让自己变成他们；要让自己变成他们，那就要在地理上伸向欧洲，至少靠自己硕大的体形也可以换得筹码。

俄罗斯的战略底线非常明确：无论以何种形式，乌克兰必须保留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这是俄罗斯伸向欧洲海域的触手。事实上，至少在东乌克兰，没有任何其他势力有能力替代俄罗斯的影响，“志愿军”的出现以及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等地上街的亲俄民众已经是最好的证明。由此看来，普京若真有意图完全控制乌克兰，甚至不需要入侵，黑海舰队和当地民众的支持已经是最好的威慑，目前往克里米亚投送的那6000多人的兵力，更像是在提醒国际社会，乌克兰一直都是俄国“后花园”的事实。何况根据此前的俄乌协议，俄罗斯最多可以在克里米亚驻扎25000名军人，尽管我们从电视上随处可见全副武装的俄方或亲俄人员，这些人甚至把乌方军营团团围住，但若不考虑乌最近的内政动荡，仅仅考虑克里米亚在俄乌关系中的位置，俄罗斯有充足理由证明目前的克里米亚局势本质上没有任何变化。

截至几周前，俄罗斯实际控制克里米亚为止，当时俄军的任务事实上已经完成：宣示势力范围，并告诉西方，乌克兰的前途必须向俄方过问。这并不像西方舆论还在揣测的那样：思考着普京到底会走多远、接下来是多大的一盘棋……西方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无论在目的还是手段上，俄罗斯的坦率都令人感到“可怕”。今天处于争端中的世界各国都急于证明自己是国际规则忠实的履行者，俄国人的“粗暴”与“直接”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却难以找到把柄。

严重的误判

遗憾的是，在西方世界，乌克兰之争被普遍认为是冷战的残余，这是一个非常严重却又影响深厚的误判。俄罗斯被描绘为一个强权统治下的民族主义国家，而普京的铁腕作风则是这种大俄罗斯情绪的表现。不难否认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自苏联解体以后便肆意滋生，这种声音自大又参杂着迷信色彩，幻想着俄罗斯承载着某种“欧亚文明”的使命。很难判断这种思想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克里姆林宫的决策，但这样的声音本质上是对西方的反弹，同仇视苏联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在变相地哺育对方滋生。对“新冷战”的解读多数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左翼游说团体以及智库，通过大众传媒的放大，将局势炒作成意识形态的对立。争端双方的领导人都可能因为舆论压力，而错失达成妥协以及和谈的机会。

回到这场乌克兰危局的起点，整场危机的焦点事实上也并非单纯的“亲西方”的西乌克兰和“亲俄”的东乌克兰之间的交锋。乌克兰自独立后民意错综复杂，对向西方靠拢感到厌倦的民众多数是公共部门劳动者，他们依赖政府开支提供的工资，对苏联时期有一种集体性的怀旧情绪，而并不一定是俄罗斯裔。在基辅的反政府示威中，渴望拥抱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并不足以让危机升级，更多的是厌恶政府腐败的民众的加入，最终使得亚努科维奇政府垮台。因此乌克兰的东西分野，或者说欧盟和俄罗斯各自在该国的影响，都不是国家陷入内乱的直接原因。

其次，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乌克兰难以选择。但短期来看，选择加入俄罗斯的“俱乐部”是对乌克兰更加公平的选择。欧盟在承诺让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外，还要求将部分立法权让渡给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对于一个原本就负债严重的国家来说，不能独立自主制定财政政策可能意味着同意大利、希腊相似的命运，用严厉的紧缩政策来换取来自欧盟区区80亿美元的纾困资金，让无数依赖公共财政的乌克兰工人下岗。而若选择俄罗斯，普京主导搭建的“欧亚自贸区”仅仅要求主权国家加入关税同盟，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且俄罗斯财政的收支情况良好，再加上本来就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作为一国政府，如果能理智地考虑自身收支平衡的话，至少在经济上让乌克兰留在俄罗斯主导的势力范围内，从长远看都是明智的选择。

乌克兰不是一片适合西方势力插手的土地

另外一个西方舆论难以深入理解的因素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幽灵仍然在把持着东乌克兰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政治话语，各民族间仍然在使用“法西斯”或“共产党”这样的称呼来互相仇恨。乌克兰族在二战期间曾经大量加入德军臭名昭著的“东方营”部队，甚至参与犹太人大屠杀；而人数不多的鞑靼族，早在18世纪开始就被沙俄殖民军大规模流放，在二战中同样选择加入敌人的敌人，为纳粹而战……这里并不是一片适合西方势力插手的土地，不应该让斯拉夫人和中亚人之间的百年恩怨融入到具有冷战色彩的东西方抗衡中，西方可能会出乎意料地催生出自己的敌人。

在克里米亚闪电加入俄联邦之前，西方同俄罗斯之间原本可以拥有很大的对话空间来决定该地的前途命运。可以料想到，俄罗斯原本的底价，是无论何种政治安排，独立也好自治也好，克里米亚必须继续留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中。但一连串误判、来自媒体和民意的推波助澜以及美欧各国之间的协调迟缓，把冲突中的俄罗斯完全推向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俄罗斯仅有的选择，就是在乌克兰完全被欧美话语主导之前，先迅速展示实力，以求换取制定规则的空间。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前43年）说，如果有人想最终用暴力来主宰一切，那法律就必须战胜它；如果法律没能获胜，法律在暴力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位古罗马最杰出的政治家一定会赞同今日俄罗斯的直接和务实。

西方的震惊反映了一个很多人不愿面对的事实：所谓“主权完整”“国家尊严”，不过是权力达成共识的工具和幌子。克里提到的19世纪的政治精英深谙此道，因此可以毫不脸红地用尺子在地图上为未来的国家划定国界；今天的世界拜互联网和媒体所赐，舆论的声音可能为政治进程带来很大压力，但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冰冷、精细的计算。克里米亚以及东乌克兰的实质主人就是俄罗斯，乌克兰若想维持一个统一国家，其政府就要认清这一点，并设法平衡。而西方领导人只有在战略沙盘前而不是在会议室里才能认识到这一点，着实是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