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后参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等会议的重要文件、决议和报告的起草,他多次向中央上书直陈改革,他的经济改革理论多次受到中央高层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热切关注。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1929年9月,高尚全生于上海嘉定县,在嘉定完成了初中学业之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及其附属高中学习。圣约翰大学为美国教会所办,是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圣约翰大学是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学校。顾维钧、林语堂、邹韬奋、宋子文、荣毅仁、经叔平、贝聿铭等都曾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

 

　　为企业要回自主权

 

　　198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正式成立,这年秋天,高尚全调入体改委,开始了他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之路。

 

　　改革开放之初的体改委执掌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权。高尚全先后任体改委调研组副组长、组长,后兼任体改所所长,也就是从此,他开始了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工作。1985年5月,他被任命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高尚全是一个喜欢思考问题的人。1956年,他在一机部工作时,有两件事情引起了他的关注。一件事情发生在沈阳,沈阳有了一个变压器厂,属于一机部管辖；还有一个冶炼厂,属于冶金部管辖。两个厂的位置是一墙之隔。虽然近在咫尺,但却不相往来,原因是他们的业务要经过部里的调配。变压器厂需要的铜,不能直接去冶炼厂买,而是由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现在看来这是多么滑稽的事情,但在当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上海,1956年的夏天,上海的天气异常热,一家企业为了防暑降温,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购买电风扇,报告通过11个部门的漫长审批,终于获得了批准,但这时夏天已经过去了。

 

　　这两件事很有代表性,企业为什么会跑部“钱”进原因是企业的利润由部里收走,亏损由部里补贴,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掌握在政府部门,这种靠政府配置资源的体制弊端暴露无疑。这两件事对高尚全的触动很大,他经过深入调研之后,写了一个调研报告《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在这份报告里,高尚全直陈:由于中央主管机关管得太多、太细,企业的许多事情都要请示中央有关部门。一般请示或要求上级解决问题的方式有:(1)派专人来京；(2)写公文；(3)发电报；(4)打电话；(5)召开会议。这种体制造成的结果是:“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这个报告在1956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篇幅近4000字。《人民日报》还专门配了一幅漫画:一个企业为了买打字机,坐火车到北京来请示,部里的领导办公桌上的文件厚厚的一摞。这个漫画反映了当时体制的弊端。

 

　　文章发表期间,高尚全正陪同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汪道函在沈阳出差,汪道函听到广播电台转播高尚全的文章,用十分赞许的目光看着他高兴地说:“小高,你的文章啊!”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汪道函同志那样具有改革家的眼光。《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发表后,引起企业界和社会各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但是,这一呼声很快在批判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后来的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中销声匿迹了——因为高度计划经济的“纯”社会主义不容许任何“干扰”。高尚全,这个明目张胆地呼吁给企业自主权的年轻人当时差点被划为“右派”。

 

　　高尚全告诉笔者:“当时说是一定的自主权,现在看来还是有点保守,企业应该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本来应该拥有的自主权被政府剥夺了。当时,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企业是政府的,让它们拥有自主权,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成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

 

　　l988年,当高尚全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率团访美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William　Draper热情地告诉他:你的文章已被联合国翻译成英文,还加了序言；并由衷地称赞他“不愧是中国前驱的经济改革家”。

 

　　推进“商品经济”

 

　　1984年8月,高尚全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工作。在起草时,关于写不写“商品经济”的问题,起草人有不同意见。高尚全根据自己的调查提出,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地方,经济发展都比较好,老百姓也比较富裕。由此,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还不够,还应加一句:“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争论半天,有人说只能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高尚全认为,只要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就有商品经济。后来,他找到童大林商议,专门开了个理论研讨会,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这个不对称。会后,高尚全把专家讨论的结果反映给中央决策者:第一,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绝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第三,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当时,在社科院工作的经济学家马洪也提出了“商品经济”。

 

　　中央根据社会各界的反映采纳了这个建议,“商品经济”终于写进了报告。因此,党的十二届三中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对此,邓小平同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十二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教课书,有些新话,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然而,关于“商品经济”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此后,有人依然强调“有计划”。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而且提出“我们的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早在十三大报告起草期间,1987年的7月,高尚全就写了一篇建议文章,题目是《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有重要突破——对计划与市场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高尚全提了三条意见:1、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和方法。2、建议用经济合同取代指令性计划。3、随着改革的深化,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要发生变化。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高尚全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不同于传统模式的产品经济,又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统一,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有机结合,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基本的经济关系；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即结合计划与市场于一身的以指导性计划为主体的模式。因此,他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的基本概括和重要理论的前提。

 

　　这篇文章刊登在1987年8月21日的《国家体改委快报》上。文章发表后,李铁映同志批转给中央有关领导,有关领导又批转给起草小组,要求把“用经济合同取代指令性计划”写进十三大报告。十三大报告最终体现了这个内容。

 

　　提出发展“劳动力市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一股批判改革的回潮。当时理论界出现了两种改革观,中央某些大报出现了批判市场化改革的文章。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讲话的中心思想是坚定不移搞改革。他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高尚全认为,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提出,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了,怎么建立是个关键问题。

 

　　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成立了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市场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领导小组,温家宝同志担任组长,高尚全是负责市场体系部分小组长,小组成员有郑新立、张卓元等同志。

　　1993年8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全会报告,高尚全列席了会议。这时,他觉得,自己要是不发言,“劳动力市场”就写不上不去了。于是,他心血来潮一口气讲了5个理由:1、劳动力与劳动者有区别,劳动力进入市场,劳动的能力进入市场才能体现其价值。2、劳动力是活跃的因素,不进入市场,市场体系就建立不起来。3、就业压力之大,光靠政府配置人力资源是不行的,必须靠劳动力市场才能缓解就业压力。4、现实中已有劳动力市场。5、劳动力进入市场不影响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为此,高尚全还专门举了一个精彩的例子: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中国的司机态度欠佳,为什么呢?因为工人是主人,主人为仆人开车,心理不平衡!最后,他强调: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也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才能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听了高尚全的建议,江泽民同志提了一个问题:“你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高尚全回答说:“能接受,过去我们也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提出后就接受了嘛!”

 

　　第二天高尚全又去找温家宝同志,温家宝当时是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高尚全对温家宝说:“本来这个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我要是不发言劳动力市场就写不上去了。”温家宝同志对他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是能否上文件,我还没有把握。”之后,温家宝同志去找江泽民同志汇报,江泽民同志专门要了高尚全的材料并批转各常委,最终,常委们一致同意将“劳动力市场”写进报告。

 

　　十四届三中全会闭幕后,1993年11月19日的《经济日报》就编发了高尚全《为什么要提出“劳动力市场”》的文章。《经济日报》编者按指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这不仅是一个新的提法,而且是我国改革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说服索罗斯稳定香港金融

 

　　1986年5月,高尚全组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代表团去匈牙利考察。匈牙利是第一个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考察,高尚全给考察团定了一个目标:一定要作“翻箱倒柜”的深入考察,要了解清楚哪些改革是成功的,哪些改革是不成功的。也就在这次考察期间,金融大鳄索罗斯专程从美国到布达佩斯会见了高尚全。那次会见,高尚全与索罗斯谈得很愉快,因此也就成了朋友。

 

　　1993年,高尚全担任香港预备委员会委员兼经济组组长,后又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组长。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7月1日刚刚回归的香港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生死考验。其实,对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高尚全早有预见。1996年,高尚全就给深圳的综合开发研究院提出了一个课题:《怎样汲取西方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个课题提出:东南亚一带金融可能出现问题,一旦东南亚的金融市场出现问题,我们应如何面对。

 

　　对于香港的金融市场的稳定问题,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秘密:高尚全曾经秘密会见索罗斯,说服索罗斯不撤走资金。此前,高尚全向朱镕基总理建议说:“亚洲金融危机有个教训,马哈蒂尔和索罗斯对骂,韩国比较聪明,欢迎索罗斯访问,消极变积极了。因此我们要积极作好索罗斯的工作。”高尚全带着使命来到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通过世界银行行长安排与索罗斯见了面。谈到香港问题,高尚全对索罗斯说:“香港的问题您一定要注意,一是香港是有准备的,二是香港是有实力的,拥有9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三是香港有内地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索罗斯听了高尚全的意见,没有在金融市场上捣乱。

 

　　人民本位论与党的执政基础

 

　　人民本位论和民本经济是高尚全的重要理论创新。

 

　　2001年高尚全参加了深圳高级顾问会议,会上讨论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讨论中有人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首先要清楚标准是什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有什么特征?高尚全在会议上讲了四条:1.以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3.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4.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一起参加会议的马洪同志认为高尚全讲得很好,并建议加上一条即中华文化,于是后来就加上“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五条。

 

　　在上述五条的基础上,高尚全提出了“民本经济”和“人民本位论”理论。“民本经济”理论可以归结为“三民”、“四为主”,即“民本经济就是以民为本,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其主要特点就是:“社会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社会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创造环境为主。”

 

　　高尚全提出的“人民本位论”,简而言之就是:“改革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分享”。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的高低,而根本在于三个“民”:即“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生问题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党的执政基础就牢固了。

 

　　2010年6月,高尚全在报送中央的一份建议中说:“十二五”时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推进理论创新,尤其要解决国有经济是不是党的执政基础、以及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这两个重大理论问题。

 

　　在建议中,高尚全指出:国有经济到底如何定位?现在还没有解决。国有经济到底为了什么国有化是否等同于社会主义现在,还有一些人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些国有化的措施以后,就说奥巴马也在搞社会主义了,简单地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高尚全认为,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居民财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将越来越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居民财富超过国有经济,老百姓富起来了,这是天大的好事,是党和政府最大的政绩,千万不能认为国有经济低于50%就不是搞社会主义了。为此,他认为不能从数量上而必须从功能和影响力上来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把原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完善为公有制为主导或国有经济为主导。

 

　　高尚全的这份建议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分别批示。

 

　　离开工作岗位之后,高尚全依然热心从事经济和改革理论的研究。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高尚全依然身体康健、才思敏捷、壮心不已,在他担任名誉会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座小楼里,每天,他都在思考着中国改革的重大问题。高尚全的母校——圣约翰大学有两条著名的校训:“光与真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也正是高尚全人生所抱定的目标,他为中国的改革所做的一切就是在追求光与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