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左右，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增长阶段转换将伴随着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变，并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从而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包括时间约束的紧迫要求。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二年，也是体制改革深入推行的关键年。如何应对国内外经济危机与经济转型的困境与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本刊约请了两位政府经济界的知名学者，为读者解读当前值得关注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供大家参考。

 

    ［摘要］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高速增长期何时、以何种形态结束，并会带来哪些可能的影响？我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2015年左右，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增长阶段转换将伴随着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变，并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从而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包括时间约束的紧迫要求。

 

    ［关键词］

 

    增长阶段转换；发展方式转型；增长率

 

    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的高速增长，这一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研究并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是基于对我国高速增长期何时结束的关切。我国有幸持续了如此之长的高速增长期，但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推论。问题是高速增长期的结束何时、以何种形态到来，并会带来哪些可能的影响。研究这一问题也是为了回应另一个关切，即我国是否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当我国人均GDP按汇率法计算超过4000美元，且面临诸多矛盾与挑战时，对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和讨论正在增多。

 

    我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这一变化实质上是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增长阶段转换将伴随着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变，并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从而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包括时间约束的紧迫要求。

 

    一、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台阶是一个规律性现象

 

    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按何种价格计量是一个重要而学术性较强的问题。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来源较多，其中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史数据，较好满足了长时间跨度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比较的需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认度。麦迪森数据采用购买力平价和国际多边比较方法，以1990年为基准水平，其计量单位简称1990年国际元。我们的研究也表明，该计量单位与实际状况吻合度较好。在本文分析中，我们将使用这一计量单位。

 

    根据麦迪森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数据，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战后高速增长的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国家表现得较为典型，并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特性。

 

    第一，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日本在1946～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9.4%，战后高速增长保持了27年。到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之后增长率下台阶，1974～1992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至3.7%，中速增长维持了18年。1993～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1%(见附图1-略)。韩国1946～1995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8%，到1995年人均GDP达到11850国际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96～200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为4.6%(见附图2-略)。德国(当时为联邦德国)1947～1969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7.9%。在1969年人均GDP达到10440国际元之后开始下台阶，1970～1979年GDP年均增长速度降至3.1%,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第二，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下台阶以前的高速增长期，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下台阶后往往伴随着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相应上升。日本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二战刚结束时一度降至20%，而后迅速上升，至1970年达到46%的峰值；之后逐步下降，到2007年降至不足30%。韩国二战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15%，之后持续上升，到1991年时达到峰值，为42.6%,之后开始回落，2007年降低到37%。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6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53%，之后逐步下降，到2008年回落至30.2%。

 

    第三，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总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动。下台阶之前的高速增长期，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下台阶后投资比重随之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日本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这里给出的是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包括存货资本在内的全部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的变化规律，和固定资本比重的趋势基本一致。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呈上升趋势，到1973年时达到峰值37.1%，与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大体重合。之后，投资比重逐渐下降，到2007年降至23.4%。韩国的投资比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呈现明显上升势头，从1960年的11.4%升至1991年的38.9%，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投资比重也都保持在37%左右，之后显著下降，到2008年降至29.3%。德国的投资比重转折和GDP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也基本重合。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投资比重保持在25%左右，到1965年达到二战后的峰值，为28.3%，之后逐步回落，到2008年降至19.2%。

 

    第四，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会相应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后城市化进程也逐渐放缓。二战后日本的城市化率快速上升，1945～1973年城市化率从27.8%上升到 55.4%，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1973年之后，城市化进程逐步放缓，2008年达到66.5%，1973～2008年期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32个百分点。韩国1950～1995年城市化率由20.9%提高到78.2%,年均增长1.30个百分点。1995年之后，城市化进程放缓，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81.5%,1995～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0.25个百分点。德国城市化水平起点相对较高，在“二战”前就超过了50%。1950～1969年期间德国城市化率从52.9%上升到72.2%，年均增长1.02个百分点，之后城市化水平基本稳定，2008年为73.6%。

 

    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高速增长，并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出现增长率明显下台阶、经济结构显著变化的现象，反映了这些国家能够凭借适宜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短短几十年的追赶期内，“挤压式”地完成先行国家在一两百年内实现的工业化、城市化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增长速度下台阶，并不意味着已经全面实现现代化，主要表明以大宗工业产品生产和消耗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基本结束，随后是一个更“精细”增长阶段的到来。

 

    在快速追赶阶段，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与模仿，从先行国家那里获得大量成熟技术；与此同时，后发国家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普遍较低，与已有技术和产出能力相对应的需求处在迅速成长和释放期。只要依托有效的体制和战略形成较强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就可以出现一个较长的持续高速增长期。而且历史经验显示，似乎时间愈靠后的后发国家，“挤压式”增长的特点愈加明显，完成同样工业化任务的时间愈短一些。当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后，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步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引进和模仿空间缩小，要素成本加快上升。另一方面，需求扩张速度减缓，能够引致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住宅和相关产业扩张速度放慢。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变化，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组条件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后发国家在“挤压式”追赶期的高速增长结束之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从现象上看，有的成功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速下台阶时，恰好叠加了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如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韩国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可以触发和加剧增长速度的滑落，但不构成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根本原因。人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尽管资源匮乏程度与日本相近，但上世纪70、80年代的石油危机并未打断韩国的追赶进程；而韩国之所以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增长速度下降，主因还是人均GDP超过1万国际元，进入了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

 

    成功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即工业主导逐步转为服务业主导；相应地，投资比重下降，消费在需求增长中的份额上升；经济增长逐步进入创新和服务经济为主驱动的轨道。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二、我国增长阶段转换过程有很大可能性已经开始

 

    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用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数据，参照日本、韩国和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进行分析。按照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864国际元由于编制方法有所差异，需要把我国统计局发布的GDP增长率进行一定的缩减和调整，以便得到和麦迪森1990年价格的国际元可比的数据。。假定今后几年我国GDP还能延续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态势，并结合联合国对我国人口增长的预测，那么到2016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1608国际元，与国际上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长速度普遍下台阶时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2016年之后，比照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验，如果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这样，预计GDP增速“十二五”期间为年均9.7%，“十三五”期间降至6.5%(我国官方统计口径)。

 

    第二种方法是，考虑到我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区从人口规模上看与国际上一个大国或中等规模国家相近，把我国每个省级行政区作为一个单独经济体，根据不同的省情选定国际上不同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和规律相比照，预测各省级行政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之后再进行加总，推算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比照香港和新加坡两个城市经济体的经验；另外22个省份比照日本、韩国、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并根据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城市化、分工专业程度、资源禀赋和外向型程度等因素作适当调整；其余6个自然地理条件不适宜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省份，则比照国际上若干曾经有过较高速度增长、但未跻身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的历史经验。

 

    以各省份目前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为基数，假定各省生产总值保持其过去30年的平均增长率，并结合各自的人口预测，估算出各省人均生产总值达到所比照经济体增长率下台阶水平时的时间；之后，假定各省生产总值增长率降低30%左右；最后加总测算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果表明，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大约在2014年后降低到8%以下；“十二五”期间GDP潜在增长率为年均8.2%，“十三五”期间为年均7.3%(我国官方统计口径)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测算结果有两个差异：增长率预测的具体数值不同；增长率转折的型态不同，第一种方法下是台阶式下滑，第二种方法下则是较平稳地下滑。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方法的差别，第一种方法把我国视为一个经济体，而第二种方法中由于各省份独立计算，相互的影响有一定程度的抵消，使得全国增长率下台阶的过程较为平滑。二是设定的比照对象不同，在第一种方法下，全国所有地区都以成功追赶型经济体为参照，而第二种方法下，有一些省份考虑到其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设定了增长水平较低的比照对象。。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大宗商品的消费量(或产量)和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关系，预测我国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以便与前两种方法的结果相互印证。具体方法是：(1)以2009年我国人均电力消费量(2742度/人)、千人汽车保有量(48.7辆/千人)、人均累计钢铁产量(3.9吨/人)、人均汽车年产量(10.3辆/千人)、人均钢铁年产量(0.5吨/人)等5个实物量指标为基数。(2)假定今后这些指标仍能按其过去10年的年均增速继续增长，测算出我国这些指标达到日本、韩国、德国等经济体GDP增长率下台阶时对应水平的时间点，以此作为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3)进一步假定我国增长率下台阶之后，也如日本、韩国和德国那样降低30%左右，即降低3个百分点左右。估计结果如表1（略）所示。

 

    上述三种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那么，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将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十三五”时期将明显下一个台阶(见表1-略)。

 

    近一年多来，在通胀回落的同时，增长速度也有所回落。这一变化，仅仅是宏观紧缩政策下短期的周期性放缓，还是反映了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关注近期经济增长中的几个重要动向。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由2009年的31.2%降到2011年的23%左右。在我国的总需求结构中，消费增长总体上是稳定的，进出口有较大波动，高增长主要依赖与高投资。在投资中，过去一些年，基础设施占比近30%，房地产占比25%左右，设备投资占比30%左右，三项可以解释85%左右的投资增长。现在基础设施投资下来了，房地产若没有保障房投资增加，也难以保持目前的增速，而设备投资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

 

    二是今年以来东南沿海几个经济大省市，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的投资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几个省市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接近一半。这是过去未曾有过的。从逻辑上说，如果全国增长速度出现阶段性变化，应该先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始。

 

    三是近期人们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对这些领域中长期投资回报潜力的担忧。

 

    从这几个动向可以引出的一个初步判断是，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开始。当然，这样的转换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今后的经济走势，仍需要继续观察和研判。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经处在高速增长的后期，而且增长阶段的转换不可避免，就需要对这样一个转换有正确地理解。第一，这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从国际经验看，如果我国能在人均11000国际元水平上增长速度“自然回落”，是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的成功标志。第二，这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同于我们有时说的对增长速度的“主动调控”。如果保持以往的思维定势，用某些行政手段强行把速度推高，既不可持续，且代价沉重，上世纪80年代日本宏观政策失误所导致的资产泡沫和增长低迷，就是前车之鉴。第三，从国际经验看，下台阶的形态有比较平缓的，也有短期内大幅下滑的，特别是与外部冲击叠加时更是如此，比如韩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增长速度平台的下移。我们应当争取的是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平缓回落。第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比如说由10%左右降到7%左右，从国际范围讲，仍然是不低的速度。如果能将这样的速度保持一、二十年，我国将会避开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无疑是下一步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

 

    三、增长阶段转换对发展方式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

 

    增长速度回落，我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近期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研究表明，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观察，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回落。一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回落，典型的是拉美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另一种则是较完整地经过工业化高速增长期后的回落，典型的是上述日本、韩国、德国等二战后的增长经历。形态上看，二者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挤压式”高速增长，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首先，前者的增长回落大体出现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而后者则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其次，前者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后者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以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国家人均GDP 4000国际元和苏东国家人均GDP 6000国际元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再过3～5年，我国将有很大可能达到成功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长“自然回落”时所达到的11000国际元的水平。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我国落入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我国的增长形态，看起来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更为接近或相似。不同的是，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的增长阶段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当我国经济触到高增长的边界，增长阶段发生转换并伴随大幅度结构变动时，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既有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下台阶时，我国经济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是，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了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然而，一旦速度降低，与低效率相关的各种问题将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甚至出现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等危机。二是，在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后，由于在市场开放和竞争、民营大企业发展、大学教育和科研体系、金融支持等方面缺陷和问题，能否形成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将会面临较大困难和不确定性。

 

    概括地说，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防控风险和增长动力转换两方面的严峻挑战。发展方式转型，必须有效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化挑战为机遇，使中国经济成功地转入速度虽有所降低，但增长质量和稳定性显著提高的新的发展阶段。转型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在一系列深层体制性、结构性重要问题上能否取得突破，包括能否在增速下台阶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企业能否适应较低的增长速度环境，逐步改变“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能否随着增速回落而适时适度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能否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竞争基础上产生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出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能否进一步开放市场，重点是放宽垄断行业和服务业准入限制，为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和动力；能否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加快进城农民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的进程，促进农民承包土地在保障权益的前提下优化配置；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形成适应创新型社会建设需要的大学和科研体系；能否通过促进就业、创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能否建成适应新阶段发展和创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政府能否由增长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转变等。

 

    回过头再看发展方式转型，我们可以把问题分为三类：结构性、体制性和时效性。浮在表层的是由一系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背后则是资源配置中的扭曲所体现的“体制性”问题。值得探究的是，体制上的缺陷与优势很可能是共生的。尽管人们期待“兴利除弊”式的改革，事实上改革难度很大，不是因为没有“可改革”的空间，而是因为“能改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然而，只要经济仍有高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的势头并非象有些人担忧的那样不可持续。这说明既有的发展方式与高增长阶段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不仅表现为可以启动和维持着高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容纳、消解或后推看起来相当严重的不平衡、低效率和风险隐患。这可以理解为“时效性”。然而，当“时效性”成为一个问题，即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时，不能不面对原有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所引致的矛盾尤其是风险冲击，而且要构造一个与新阶段增长特征相适应的发展方式。这就是下一步改革所承担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