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场合，年逾八旬的经济学家吴敬琏都会提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他认为，增长模式的转变，从“九五”规划就正式提出，到了“十二五”期间仍然是发展的主线，究其原因是体制性障碍。

 

　　5月20日，在深圳举行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上，吴敬琏再次提到这一观点，并且用经济学观点解释了为何要转变，如何转变。

 

　　吴敬琏说，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微观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症结和根源都在于中国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后，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投资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效果，但是到了本世纪初期，出口导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如，资源匮乏、环境污染、货币超发，逐渐地出现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大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所有这些问题都使中国一定要下定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增长模式转变从什么转向什么？吴敬琏表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用“索洛余量A”(Solow Residual A)来解释，即，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所以，增长要从依靠投资转到依靠效率提高。

 

　　吴敬琏说，改革开放带来的“浮财”已经挖净，“傍政府、赚快钱”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今后，效率提高要靠原创性的创新。企业要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各方面提高效率。

 

　　企业创新的动力来自何处呢？吴敬琏引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的一个观点，即对于激励的要点在哪里？要点就是要让一个个体或者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否则，企业或者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

 

　　吴敬琏表示，最近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做“慈父主义”。这样不仅害了这个企业，而且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的企业，政府或许扶起来一个企业，但是扼杀了成百上千个企业。

 

　　最后，吴敬琏引用北大教授周其仁的话说：“为什么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政府绝对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所以政府要去指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

 

　　演讲结束后，吴敬琏接受了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微博)》在内的多家媒体的采访。

 

　　“降准”还有空间，降利率需谨慎

 

　　记者：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那么中国经济短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吴敬琏：从短期考虑，人们当然希望放松银根，增长率很快会有所放松，但是，2009年放松银根的苦果，我们正在吃，如果现在放松，以后会再吃苦果。况且，现在已经没有2009年的条件了。

 

　　从经济学上说，从货币发行到物价、房地产价格上涨，有个滞后期，因此政府一定要有个长期的观点，要结合长期和短期的考虑，这是政府的责任，一般老百姓不会感觉到当前和今后的利益关系。

 

　　现在的货币政策大体上没有紧缩，是个中性的窗口，降低准备金率还有空间，但是降低利率需谨慎。

 

　　珠三角一体化应倚重香港

 

　　记者：为了深港更广泛的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试验区正在进行制度破冰的尝试，制度破冰是否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吴敬琏：前海是个很好的试验，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看得更深一点。在现代经济里，一个地区的发展，要有中心城市，产业主要是金融业和物流管理，中心城市辐射到腹地，产业主要是制造业，腹地要空间大，制造业要很强，那么这个地区就发展起来了。

 

　　珠江三角洲甚至泛珠三角地区，一个很大的弱点是没有强有力的中心城市，这是珠三角相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弱点。

 

　　但是珠三角的潜在优势是有香港，香港是比上海还强的中心城市，它拥有世界级的金融业和物流业，还有它的学校，是创造知识的基地，另外，香港还有很好的法制环境。但是深圳和香港之间的障碍是“一国两制”，深港一体化是转变珠三角地区增长模式，以及珠三角地区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

 

　　如何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实现一体化，这是珠三角地区转型发展很重要的议题，但是我们这个地区本身决定不了，涉及到中央各部门，不过，好像广东省的领导是很专注地在推进。

 

　　前海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如果能够成功，推广起来意义很大。

 

　　温州金改试验或致行政管制加大

 

　　记者：3月底，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很多政策，民众对温州金改也抱有厚望。你认为地方金融创新能走多远？

 

　　吴敬琏：我不像很多报刊那么看好温州试验，它是有意义的，但只是阿司匹林式的止痛方式，因为金融市场是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市场，地方怎么来改变？我不大好理解。

 

　　地方当然可以做一些试验，温州放开民间借贷以后，是不是风险很大？这个试验当然有意义，但是资金来源不能仅限于温州本地，金融市场如果画地为牢几乎是不可能发展的，结果会加强地方政府的行政管制。

 

　　中央要保持市场秩序，要进行金融监管。但是如果越过了宏观经济对于风险的监管，收紧银根，这个就不是宏观经济管理了，也不是政府应该有的职能。

 

　　创业板发展要趋利避害

 

　　记者：创业板已经两周年了，你对于创业板有什么评价？

 

　　吴敬琏：对于创业板争论很大，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意见，对这些意见要进行分析。比如，审批制，由管理当局来决定IPO开闸，关闸，跟宏观经济形势连起来，这就造成寻租活动非常盛行。于是，造成某些人会用权力，临门一脚，强制入股。

 

　　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就提出来，他们(权力)利用我们赚大钱，我们被利用了，而且股民都骂我们，一开始流通就破发，我们背了很坏的名声，而他们赚了大钱。

 

　　设立创业板，这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给PE、VC、风险基金找一个退出的通道，但是现在效果不太理想。那么，就要趋利避害，各方利益的人都需要理性地讨论，利在哪里，弊在哪里，然后大家商量一个方案，有些症结是不是要马上解决，同时，也要考虑马上解决是不是有风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