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经济有下行压力，但调低速度主要是为了结构调整，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增长。这也是他再次对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出要求。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就此接受了《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经济适度下行是机遇
《望东方周刊》：在过去的2011年，中国GDP增速虽然达到9.2%，但是如果分开来看，第一、二、三、四季度的增速分别为9.7%、9.5%、9.1%、8.9%，整体呈下行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姚景源：我觉得中国经济出现下行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这是国家主动调控的结果。大家都知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波及中国，为了战胜这场危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刺激措施来支撑整个经济的增长。当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开始4万亿投资。应该说，这一系列政策性刺激措施为我们战胜金融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经济本身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能长期靠政策刺激，就像人的身体健康不能长时间靠吃药来维持。
所以2011年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取消了那些刺激性政策，转向依赖经济内生力量来实现增长。比如说，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再比如1.6L排量以下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被取消等，这必然导致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速出现回落。
第二，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使中国的出口减弱，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减弱。
第三，其实就中国经济自身而言，过去多年来一直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并且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导致经济出现下行趋势。
《望东方周刊》：是否应该为这种下行趋势感到担忧？
姚景源：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适度下行是个机遇。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还是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结构调整就没有空间，所以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为我们加大经济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一个条件，也为我们稳定物价创造了一个前提。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回落过大的话也会带来问题。比如说2008年、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6.2%，中国当时有15%的企业关门倒闭，上千万人失业，给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城乡经济收入及就业都带来了问题。
所以，稳增长是最重要的。所谓“稳”，就是不能再继续刺激经济增长，而要把它稳定在一个合适的幅度。稳增长主要是稳定外需和内需。稳定外需就是稳定出口，稳定出口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同时稳定人民币汇率。还要提高和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另外是扩大内需，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更重要的还是要扩大消费增长。
《望东方周刊》：长久以来不少人都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归结为人口红利，一旦这种优势不存在了，会不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根本性影响？
姚景源：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中国的各种要素成本都在上升，特别是劳动力。其实我们现在讲中小企业危机，就是融资难加用工难。现在工资成本上升很快，劳动力红利已经在逐渐消失。这更显示了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结构调整，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使过去那种单一的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转变到依赖创新、技术进步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才能解决问题。应当讲现在这个用工难，也是推动我们结构调整的一个动力和压力。
《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制造业正在向东南亚和墨西哥这样的新兴市场转移，会不会对中国造成影响？
姚景源：这个转移是正常的。资本总是不断寻找成本更低、利用率更高的地方。而中国现在人口利用率在减弱，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实质性进步，那么这种制造业的转移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反之，这种资本的转移就确确实实会给中国带来不利的影响。
利用结构性减税拉动第三产业发展
《望东方周刊》：您讲到中国经济存在着长期的不平衡，具体指什么？
姚景源：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农业基础还相当薄弱，这也是导致这几年物价上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工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第三产业比重过低是突出问题，也是结构调整的突破口。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我们现在更多的是依赖出口，这会导致中国经济容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所以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应该把经济增长的根本点放在内需上。另外，中国过多依赖投资拉动经济，这会导致经济容易出现大的波动。
国民收入最终是分成两部分，一是积累性投资，一是消费性投资。较多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就意味着国家要大量积累，这就要挤压消费。所以这么多年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在上升，但是消费率却在下降。所以，一方面经济是增长的，另一方面民众还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祉。这样即使经济上去了社会还是不和谐，一些人还是有意见，这也是一个问题。
《望东方周刊》：您讲到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那么应怎样加大其比重？
姚景源：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拉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因为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还未完成。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严重依赖物质要素资源的大量投入来支撑，高能耗、高物耗，把污染留在国内，同时产品的附加值也较低。所以必须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怎么发展现代服务业？很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财政政策。比如说结构性减税。这个现在已经在上海试点，通过增值税扩围为一些服务业减轻税负，使它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和能力。
第三产业的发展能使整个经济运行质量得到提高。实际上中国经济运行30多年主要矛盾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运行的质量和效益问题。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但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还不太健康。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下大气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拉动内需须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望东方周刊》：应该怎么刺激中国的内部需求？
姚景源：内需是两方面，一是投资，一是消费。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因为我们的经济只要稍稍一快，煤电营运马上就全面紧张，所以还是要加大投入。另外要鼓励企业更新改造，加快技术进步，扩大再生产投资。
以房地产为例，2012年增长速度虽然会下来，但在建规模不会小。我们2011年新建保障房1000万套，这些在2011年是新开工，到2012年就是在建和续建，然后2012年还要新开工700万套。这样2012年全年就有接近1800万套的保障房建设。每盖一平方米房子就需要200公斤水泥和100公斤钢铁，所以房地产这块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支撑力还在，不会像有些人判断的那么惨烈。
在消费当面，要努力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大家有钱才能消费。另外一个，就是还要让大家敢于消费，现在社会保障不健全，大家有钱不敢花。同时还要稳定物价。
《望东方周刊》：怎样才能增加居民收入？
姚景源：有两个办法，一是做大蛋糕，但这个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二是切好蛋糕，也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调整。目前在这个蛋糕中，财政收入现在占到20%以上，企业利润也是2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是在百分之七八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确确实实是一个问题，我主张要把政府收入砍下一块放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上来。但是这种重新切蛋糕不能靠“发票子”，不能引起物价上涨，要有助于整个社会和谐。
房地产调控应建立长效机制
《望东方周刊》：房地产对于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大，同时房价过高又影响民生，如何在两者中达到一个平衡？
姚景源：我觉得房价还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回归。我曾经用 “疯涨”来形容房价，就是因为它涨得已经没有道理了，完全找不出它的经济学道理了。中国的房价已经高于美国了。
房价过快上涨有两个原因，一是有相当多的投资和投机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二是土地财政的模式。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是加快保障房建设，这是政府的责任，要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方面以前做得不够，以前把所有人的住房都放到市场去解决。
房地产市场还是要发展，许多的人的居住需求还是要通过市场去解决。但在发展房地产市场时要遏制住投资和投机的资本涌入，限购政策就是针对投机和投资的。有些人还寄希望限购政策什么时候放开。我认为，一定不能放松，我们一定要坚持宏观调控不动摇，一动摇就反弹。
但是要真正解决房价虚高问题，从长远来看应依靠房产税的调节，增加购房持有环节的成本，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很多套，但是成本会很高。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其购房欲望。房地产最重要的是应有一个长效机制，不要让那些投机和投资资金进到里面来。
第二就是要解决土地财政。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房价肯定会合理回归了。
《望东方周刊》：房产税全面推广似乎还有难度，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姚景源：大家还是在讨论究竟房产税对于整个房地产调控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现在上海和重庆在搞试点，从这两个试点的情况来看，还不能看出它对房价有多大的遏制作用。从目前来看最管用的还是限购政策。房产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但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用经济的办法例如税收杠杆，而不能长期依靠行政政策。因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买卖自由，当然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采取特殊政策是正确的，而从长效机制来讲，我认为还是要提倡市场经济的办法。
房产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单一模式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房产税形成后地方就等于多了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