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间投资风向标的温州，在2011年成了全民关注焦点。上帝似乎对这个中国的犹太人聚集地羡慕嫉妒恨。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天灾的温州动车事故、人祸的老板跑路潮……一点也不给温州喘息的机会。2012的温州，将经历一场怎样的黎明前的黑暗。

 

　　“来之前都是慕名而来，来之后就失望，整个温州，城市像农村，农村像城市”。温州当地的多位企业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了上述看法。一大批生意头脑丰富的温州商人在这里诞生，“富裕”、“开放”本因是众多人想象中的温州城市印象，但现实并不如此。

 

　　“这几年城市建设和管理都不好，温州的消防还是部队的。”一位当地的经济人士告诉记者。近十年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徘徊在浙江各城市倒数三位之内，远被其他兄弟城市赶超，整体呈现落后状态。几年的发展，温州整体投资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作为改革开放较早发祥地之一的温州，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小，很多地方越来越保守，各种矛盾突发。

 

　　“以前政府不管，企业活得很好;企业肥了大家都想咬一口。现在政府管得太多太死。”税收高，利润少，使得温州当地的中小企业逃税现象严重。政府的严查罚款，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据了解，一年温州企业罚款达7000多万，使得企业利润只有1%-3%。而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终于在2011年大爆发。

 

　　温州资本之殤

 

　　重税收高地价背后

 

　　“在整个中国，温州的税收是最高的。”当地的一位中小企业主告诉记者。以一家注册金额为100万的企业为例，一年的税就要上交10万。10万对于这样的一家企业来说，按月薪3000元计算，可以请三个一般工程技术的工人。而一年企业的各类基本费用起码在20万，如此高税收让当地的中小企业叫苦不迭。于是偷税漏税成了当地中小企业的一种惯常作法。

 

　　“温州当地的逃税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其中的人脉关系复杂。”上述企业主告诉记者。由于高税收，很多企业干脆不到工商部门进行缴税。“注销一家企业还要交十几万。还不如三年后自动取消掉。销户处罚最多也是十几万。”企业偷税漏税，政府罚款检查，一个是老鼠一个是猫。

 

　　“温州的中小企业不偷税漏税没办法活下去。税赋连年增长，去年这么困难，税赋全国平均增长30%多。这是政府的税收政策出了问题。要根本解决问题，要推进经济体质改革，特别是税制的改革，彻底减轻企业负担。”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

 

　　中国特定的体制造成税收不随企业收入而增减，而且除税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杂费，造成企业负担过重，据了解工业产值减少5%可税收增加24%。

 

　　除了高税收，温州高昂的用地价格也让众多当地的企业家望而生畏。据当地媒体报道，温州市工业用地较少，缺口达到4万亩;其次，成本较高，以工业开发区的用地为例，目前政府拍卖价位为65万元/亩，尽管价格不低，还有大量企业拿不到地，经过市场炒作后可达到240万元/亩。因此经营者更多注意力放在了炒地而不是盖厂房。而有心继续做实业的企业也在金融危机期间陆续外迁，当时的比例高达12%。

 

　　“温州已经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改革开放中的前沿城市，投资环境不是特别好，呼吁强有力的改革。”周德文告诉记者。

 

　　尽管温州出台了一些列扶持中小企业的办法，但实质效果并不明显，更多的是治标而不治本。另一方面，温州政府这几年对城市建设的力度有目共睹。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温州各地都在大兴土木搞建设。新城规划、道路桥梁建设、机场建设等等都在施工阶段。2011年温州政府在一年时间造了4个公园，2011年1月份动工，11月份完成。“对老百姓来说还算是好事，以前好几年也没建起一个。不过，温州最近政府的投资力度太大。”

 

　　一些当地的经济人士也表现出了各自的担忧。“都是搞政绩。在短短的12年里，温州就换了6个市委书记，平均两年就要换届。当一届都要4年5年，走马灯换领导，对温州百姓不是福音。政府没有沉下心来把温州经济去好好规划一下，搞广场，搞城市建设，把表面弄得很好看，很可怕。”

 

　　众所周知，政策对地方发展影响很大。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就号称十大小商品市场之一，到1987年，温州有370多个小商品市场，而目前类似的专业小市场全部陷入生存危机。相比小商品市场发展日趋繁荣的义务，不少温州人颇感无奈。“义务小商品市场还是我们温州人帮他搞起来的。两者唯一区别就是政策的不同。”

 

　　“温州的城市建设是政府在主导，但实体经济还是靠企业家自己。”

 

　　被迫转向民间借贷

 

　　“温州大量自己做生意，目前还是占主流，资金可以自己可以控制。”温州的一位小企业主告诉记者。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数据显示，温州全市现有工商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34.5万户，私营企业8万家，但大型企业18家，中型企业599家，其余都是小微企业，这些小微企业普遍融资难，80%靠民间借贷解决融资问题。

 

　　在周德文看来，目前中国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并不畅通，比如温州就有400多家企业已符合上市条件，但一直在排队，离上市遥遥无期;银行银根收紧后，企业的贷款被回收，企业资金回笼困难;加上目前的体制基本都是在为国企服务，并没有完全照顾到中小企业的利益。

 

　　2011年，温家宝总理抵温，引起各方关注。“银行不能压贷，总理也是这个意思，但它只是一个行政命令，不是制度层面的。这些政策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当地一位经济人士告诉记者，“金融机构比民营企业更唯利是图，绝对不可能雪中送炭，越风险把控越严。”

 

　　“银行和实体的企业在资金运用的环节要公平。不能银行内部程序说上面不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温商创投董事长温邦彦告诉记者。

 

　　企业向银行贷款，先要有一个授信，然后给多少额度。所谓授信，就是在一定时间内，银行对企业的资质进行审查，审查后约定贷款金额。对银行而言，除了下拨给企业的第一笔贷款外，之后并不具有约束力。比如企业跟银行约定三年授信，第一年流动资金归还后，第二年和第三年的贷款还是要进行重新审核。

 

　　“所以现在实体经济搞不起来，资金受影响，两个地位是不平等的。这个问题要解决，才能真正保证实体经济。”温邦彦告诉记者。“第一要定一定的时间，不要太短，不要仅一笔的贷款而言，要有一个延续，要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比如3000万授权，可以留一个20%的浮动，至少给80%，也就是2400万要保证，600万要看你做得怎么样。企业就放心，谈好了你应该给我多少。现在企业还钱后，银行说上面批不了，企业没办法。为了解决问题，就去借临时高利贷，借一个星期，半个月。”

 

　　另一方面，从2009年以来，规模庞大的温州民间资本一直处于徘徊、等待、观望状态，在经历了股市、房地产、煤矿、基础设施投资上的一系列挫折后，转向高利润的民间借贷就不难理解。温州参与民间借贷的资金从2010的800亿，上升到2011年的1200亿。上市公司，典当行、寄卖行、担保公司等各种机构直线或者曲线参与民间借贷，其中不乏一些政府官员。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统计，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2011年，信贷政策收紧，中小房地产大量倒闭被并购，温州出现中小企业生存危机，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大爆发。“担保机构最多时候270多家，现在运作的也就十几家，民间借贷一打压，就慢慢歇业了。”周德文告诉记者。

 

　　正如温州的区域经济发展专家谢浩先生所说，民营企业与民间资本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的关系，两者既互相扶持又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他们的关系是割舍不断的。2010年6月温州成立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12月也成立了一只规模为50亿人民币的民间资本服务基金，在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之间搭起桥梁，希望逐步扭转民间资本市场的乱象局面。

 

　　“温州小企业比以前困难一些，比中西部好一点，这里的金融相对发达一些。”温邦彦告诉记者。

 

　　背井离乡的无奈

 

　　“没资源，没土地，没要素，工业用地几百万一亩，其他资源缺乏。目前投资环境没有好起来，做实业是温州的基础，但是难做，时间长，利益不高。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方向，缺少投资激情。”周德文告诉记者。

 

　　在温州之外，外地政府来温州招商引资的密度大，方法活，优惠多。在招商政策上纷纷开出地价、税收、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如土地的超低价甚至白送，零价格出让、零租金承包企业，给类规费减免，财政转移支付，快速审批承诺等。

 

　　“敢闯的年轻人都跑到外地去了。他们信奉的是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走，你走我进。当地的政策都是限制性的。外地到处招商引资，温州人会做生意，在外地比较吃香。”温州的一位中小企业主告诉记者。随着各地招商力度和政策优惠加大，温州企业搬出去越来越多。一些大型集团比如德力西、奥康等总部虽然还再温州，但它们在外地的投资、产出规模都已远远大于本地。

 

　　早在2003年1月，奥康集团就在重庆璧山县投资10亿元，设立占地2600亩的“西部鞋都”工业园，并吸引90多家配套厂商入驻，产值45.7亿元。据了解，璧山县制鞋成本比温州节省20%，其中工业电价每度便宜0.15元，员工工资底200-300元，原材料价格便宜约15%。

 

　　温州企业中稍微有些实力的，有原罪担心的，大量移到外国。据浙江新通出入境公司等保守统计，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按投资移民400万元的起步计算，最近10年有600亿浙江民资出境。

 

　　浙江省商务厅统计数据，2011年浙江实际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1亿美元，国外经济合作营业额则超过30亿美元。去年，浙江多了25家到海外承包工程的企业，用并购的方式，在海外投资了45个项目。

 

　　“税都交到外地去了，温州是人富，政府穷。”

 

　　一方面，温州大量企业外流到有资源的地方;一方面，由于实业不景气，大量资本逃离实业，进入虚拟经济，搞民间借贷，实业出现衰退迹象。“真正搞实业的，哪怕日子难过也不至于跑路，自杀;这次绝大部分出事的，都是搞实业的同时搞投资，房地产、基金，民间借贷等，实业空心，国家政策一收紧，钱拿不回，资金链断裂。”周德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名录上，其中有40多家涉足房地产开发。在“低压电器之都”的柳市镇，70%以上规模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外省市开发房地产、矿业等领域。现在温州实业难度比做投资难。“企业投入1000万，一年下来能够赚到100万的年景已经过去，现在都是保本，但如果投入1000万去做点投资，最不济一年也有40%-50%的利润。”

 

　　“做投资也并不一定都赚钱，没有必要一定去提倡怎么做怎么做。投资做了主业也正常，只要把钱用活了，用得效益提高了，也是正常的东西。”温商创投董事长温邦彦告诉记者，“实业做到一定程度本身就需要跟资本市场对接。有些企业主业发展很好，资本运作是完全服务于实业，作为完善产业链的一个环节，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中国市场相对比较畸形，实业利润越级越少，要找一个回报率更高的，只要是适合企业发展的，就好的。”

 

　　不过，在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黄发静看来，企业转型是必然，但转型不是投资其他行业，不是到外地投资，主业不能丢弃。一些专家也表现了相同的担心，指出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如果脱离显示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忽视甚至放弃原有的产业，就很可能发生新旧产业“青黄不接”的现象和“离制造业”的倾向。这是产业空心化病症的一种先兆。

 

　　企业转型似是而非

 

　　金融危机后，关于倡导企业转型升级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浙江省政府还专门成立光伏产业发展规划，鼓励大家去投资。中央政府提出四万亿投资计划，每年新增十万亿贷款，刺激经济发展。连续两年新增贷款，第一次新增10万亿贷款，第二次新增8万亿贷款，资金相当宽松。

 

　　“胡福林，原来眼镜生意做得非常好，响应政府号召去做新兴产业，转到太阳能，转型升级还没形成产能，现在光伏产业产能已经过剩，80%的光伏产业已经倒闭。投了六个亿，颗粒无收。正常官方利息也受不了。”周德文告诉记者。

 

　　“政府引导很重要。一方面，中国搞事情都是运动式的，一个中央领导讲话，全国各地都会响应，不管是不是具备这个条件。另一方面，企业都想做大做强，都想迅速做成一个集团。政府的引导跟企业的这种渴望一结合，加上经济宽松时期银行贷款相对容易，有钱有政府鼓励，听起来又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企业就可能有些盲目。”

 

　　2008年，国家鼓励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温州也开始鼓励当地企业投资新能源，信泰相继投入6亿元从事光伏产业。投资之处，胡福林的“愿景”是到2011年，产能达到600兆瓦，年收入70亿人民币。

 

　　“政府不要引导，拿几个产业做好产业规划，政府最好的就是无为而治，最好少行政干预，多了就把企业管死。遵守游戏规则，该按市场经济规律来。2009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实在倒退。最典型的一个是国进民退，第二行政干预现在是越来越多，造成恶性循环。”当地的一位经济人士告诉记者。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的绝大部分中小企业不可能转型升级。转型升级首先需要资本的支持，其次需要人才技术的支持，而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就是缺乏资金、人才和技术。盲目转型升级的后果可想而知。“这一轮逃跑的企业有想当一部分是转型升级惹的祸。不转型升级日子过得非常好。转型不是一天两天，是逐步的过程，至少三五年。”

 

　　尽管温州市近年来分别进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等国家级战略规划，但对于只是处于相关规划的辐射地带的温州来说，能够得到的资源有限，很难真正起到推动温州市大规模产业升级的作用。

 

　　有分析指出，温州制造业之所以调结构促转型升级的行动缓慢，效果差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普遍存在着低成本低价格的销售路径依赖，这种思想尽管不断碰壁，但仍然心存侥幸，以为不好的形式只是暂时的，情况还会好转。

 

　　在周德文看来，中小企业一般来说普遍存在利润低、规模小、管理松散等现象，资源浪费严重，而联合就是合理配置资源，增强抗风险能力，比如由30多家中小企业组成的正泰集团就是一个联合发展的典型例子;另外，企业还可在现有产品基础上进一步研发新产品，以降低成本;企业也可考虑将产业进行升级或转型，如生产新兴产品，转型比较成功的例子有海螺集团等。由于较早进行转型升级，海螺集团至今已经形成两个传统行业、三个高科技产业大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