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环境整体低迷的2012年，民间资本进入银行的大门因为各部委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而再度徐徐拉开。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纵观监管部门给出的各项优惠政策，其相关条件确实已经放松，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从20%降低到15%。

　　

　　以国内商业银行受到政策保护的息差水平而论，进一步放开民间资本准入限制意味着民间资本将能够分享到更多的银行业发展成果。但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向民间资本放开的速度和力度是否足够？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未来能否有机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民间资本对银行业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带着这些疑问，证券时报记者日前通过调查和采访，力图为读者梳理一份当下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完整图谱，以期能给更多具有能力进入银行领域的民间资本带来启迪。

　　

　　通过设立村镇银行实现回归银行系统，这是从人民银行系统出来南下创业、目前已年过五旬的李思聪最大的愿望。

　　

　　但即便是李思聪跟银行打了一辈子交道，并且一手创立了广东省内规模最大的担保集团银达担保，他也很难想象以民间资本控股一家村镇银行会遇到怎样的阻力。在一路参与发起并组建多家村镇银行之后，李思聪坦言自己“很受伤”：“没有经营权，没有话语权，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积极性了。”

　　

　　实际上，自2003年起第二轮国有商业银行改制至今，像李思聪这样有先知先觉的民间资本力量已经不止一次试图叩开壁垒森严的商业银行系统大门。他们曾经付出的努力，以及进退维谷的现状，恐怕并非个案。

　　

　　控股心愿难了

　　

　　“有没有放开控股权？能控股就有积极性，不能控股就没积极性。”

　　

　　对于银监会5月26日正式印发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在外地出差的李思聪第一反应就是控股权。由于受这一硬性制约，已经先后入股四家村镇银行的银达担保至今基本无权干涉旗下村镇银行的具体经营事宜。

　　

　　根据证券时报记者的统计，2010年底之前银达担保先后参股了4家村镇银行，分别是番禺大岗新华村镇银行、安徽青阳九华村镇银行、石家庄汇融农村合作银行和天津东丽村镇银行。在这四家村镇银行中，作为发起人的银达担保参股比例分别为13%、10%、4.9%、10%。由于此后曾经陆续增资扩股，银达担保在这四家村镇银行中的持股比例也略有提高。据李思聪介绍，目前该公司持有番禺大岗新华村镇银行股份16%左右、安徽青阳九华村镇银行10%、石家庄汇融农村合作银行6%、天津东丽村镇银行10%。

　　

　　记者注意到，以这四家村镇银行目前的注册资本分别为2.56亿元、5369万元、2.35亿元、1亿计算，银达担保在其中投入的总金额应超过6000万元。

　　

　　尽管目前最多只能算是财务投资，银达担保却不是没有机会控股其中一家村镇银行。在发起设立番禺大岗新华村镇银行之初，银达担保曾经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但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满足这一条件，番禺村镇银行引进了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作为主发起人。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加起来是第一大股东。”李思聪称。不过他随后发现，由于受到村镇银行主发起人必须是商业银行的硬门槛约束，这一心愿很快就成了镜花水月。随着主发起银行的引入和发起条件的逐步成熟，监管部门对于村镇银行合法合规的相关要求，最终让牵头此事的银达担保不得不退居第二大股东。

　　

　　游离于日常经营之外

　　

　　由于番禺大岗新华村镇银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仅达到20%左右，按照常理，持股比例与其接近的银达担保应该在银行后续的经营决策中享有相应的话语权。但李思聪很快发现，身为二股东的银达担保在银行的日常经营中几乎无法起到任何作用。

　　

　　“我们按照程序有派驻董事进入董事会，但对董事长和总经理人选的确定，我们都无法发表意见。”讲起“二当家”在参与银行中的地位，李思聪颇感“受伤”。实际上，管理权的旁落，让银达担保等出资人的参股变成了一次纯粹的财务投资。

　　

　　“如果银行经营得好，我们也没有意见，但问题是第一年亏本，第二年持平，第三年的状况也不好。”李思聪称，在这种状况下原发起股东对于村镇银行的热情正在逐步减少。“一些小股东想将股权转让给我。我没有兴趣，我也当不了第一大股东。”李思聪很坦率地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在银达担保目前持股的四家村镇银行中，除安徽青阳九华村镇银行有分红之外，番禺、天津、石家庄三家村镇银行至今没有分红。

　　

　　“既然要放开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就应该在政策上旗帜鲜明地讲清楚怎么控股、谁是第一大股东的问题，不应该存在模糊地带，否则没有办法推进这个事。”李思聪表示。

　　

　　其实，民资进入银行后无法掌握实权的案例不止银达担保一家。比如早在2002年力诺集团就成为济南市商业银行(现齐鲁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累计达到15%，但在随后的很多年里都无法进入银行董事会。贵阳市商业银行(现贵阳银行)在2001年完成民营参股的工作，贵州神奇集团、西洋肥业等几家民营资本背景的企业分别持股近10%，但当时董事会6名组成人员中，也没有一名民营股东的代表。

　　

　　海通证券金融组高级分析师董乐表示，今年初在参与小银行直投项目时，与一些民营资金交流发现，民资更多的是希望控制或参与银行管理，而不仅是作为财务投资者。大中型银行和多数城商行背后是政府或国企，在高盈利背景下，民资其实并没有太多资金能力和意愿参与。

　　

　　记者也注意到，在银监会5月26日正式下发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中，虽然明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并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到15%。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处置的，持股比例可以适当放宽至20%以上。

　　

　　但让李思聪感到遗憾的是，他最关切的核心问题——民资能不能控股一家商业银行仍没有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