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篇记录上海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的长篇特稿曾说道：“只要改革开放不断推向进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终究会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请不要忘记1993年6月20日。”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那一天，谢稚柳先生为丰子恺《一轮红日东方涌》敲响的第一槌、《汪精卫书法》的非理性争夺……作为见证人与当事人，祝君波先生继《香港故事》后再次以翔实的文字记录下20年前那场拍卖。

 

　　1993年6月20日上海朵云轩首届拍卖会上的风云人物，无疑是香港的张宗宪（举手者）。他着橘色西服，领1号牌坐前面，旁边坐着米景扬（二排左二）和陈逸飞（二排左四）。1993年6月20日朵云轩首届拍卖会的图录?1992年4月26日（朵云轩）与香港永成拍卖行合作成功，又考察了佳士得、苏富比的春季拍卖以后，我和薛锦清、张志成三人都很兴奋。我们当时住在北角侨辉大厦一个内地办的招待所里，为了节约，我们住的是三人房。但我们每天晚上有精神大餐，就是谈拍卖，聊前景，常常通宵达旦，夜不能寐。集中到一点，是要在内地创办第一家专业的艺术品拍卖公司。

 

　　当时，正是学习讨论邓小平《南方谈话》如火如荼的时候，解放思想，大干快上，大胆突破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回来以后，领导班子卢辅圣、岑久发都很赞成，向徐福生局长、孙顒副局长一汇报，他们也很支持。我们就开始走程序。相比后来层层叠叠的管理，当时还算一路畅通。

 

　　1992年5月26日，由我起草的报告送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报告称：“成立朵云轩艺术品拍卖行是基于艺术品拍卖属国际上一种高层次、高质量、高收益的文化产业。如世界上著名的拍卖行苏富比和佳士得，每年在全球多处拍卖，收益数亿美元。通过拍卖，既能得到数倍于以往的销售利润，又能提高一个民族的国际声望……由朵云轩来创办一家艺术品拍卖行是一件对上海有益的文化经营项目（北京有些单位已在酝酿此事）。”

 

　　筹备拍卖行

 

　　5月29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复同意在浦东创办朵云轩拍卖公司。我们又打听到商业一局分管拍卖公司审批，6月4日由沈毓琪同志起草上报了请示报告。商业一局派来一位处长询问此事，这位同志看了我们展示的永成、苏富比的拍卖图录以后，感到很新奇，当即表示支持。可惜二十年了，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但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6月30日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发来《关于成立朵云轩拍卖公司报告的答复》，称：“你社报告成立的艺术拍卖，不属《上海市公物拍卖管理暂行办法》所指公物范围。因此不属需我局审批范围。你社可按有关规定直接办理工商登记手续。”8月21日，我们通过了工商登记。1993年1月份，上海文管会也很支持，批复同意我们具有拍卖文物的资格。当时上报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登记时改为30万元（1997年《拍卖法》出台后改为1000万元）。谁也没想到，20年以后中国拍卖事业大发展，朵云轩拍卖公司每年营业额近10亿元，利润有7000万元之多。创意产业，真是点子踏准，一步登天。

 

　　在筹备拍卖行的过程中，很多前辈给我们以帮助。谢稚柳先生为我们题写了公司招牌，他还和程十发、马承源、汪庆正等四位前辈一道担任了首批顾问（后来追加了陈佩秋先生、刘旦宅先生）。永成的黄伟明先生也给了我们很多具体的指导，帮助解决了很多操作上的难题。最难忘的是汪道涵先生，闻讯我们创办拍卖公司，数次约我和沈毓琪同志去他家中交谈，给我们很多指导。看了苏富比、佳士得和永成的拍卖图录，他说艺术品市场是继股票和珠宝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在上海创办拍卖公司意义重大，很有前途。他还应我的要求为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公司的介绍上。其中写道：“一家拍卖行就好比一个人，用一双手牵着卖方和买方来交易。拍卖公司要注重拍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若干年以后，我读到一些文章反复提到汪老的高瞻远瞩，深有同感。如他提出上海要开放开发浦东，提出上海要办世博会。他说广交会是战术，世博会是战略，会影响上海一百年。这都是比常人超前的地方。我从他支持办拍卖行这件事，看出他的胸怀和气魄。汪老不仅说，还给我实质的支持。如他前来上海美术馆观看我们的拍卖预展，两次参加我们在静安宾馆举办的拍卖庆功宴，谈笑风生，举重若轻。他的到场，给海内外收藏家以极大的鼓励，也提升了朵云轩公司的地位。回想起来，汪老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厚爱，真如雪中送炭，令人终生难忘，感激不尽。

 

　　1993年2月20日，我们在静安希尔顿酒店举行了拍卖公司成立大会。汪道涵、龚心瀚、徐福生等同志出席大会并讲话。公司当时编制15人，实际员工只有总经理祝君波、副总经理曹晓堤等四人。在南京路朵云轩顶楼加盖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室，这就是公司全部办公场所，真正秉承了国有企业和朵云轩一贯的传统，艰苦创业，白手起家。

 

　　我自定6月20日为拍卖日，这就让公司背水一战，没有退路。我们派出员工去征集拍品，应该说这是最艰苦的时期。因为社会上的人都习惯银货两讫、当场买断的传统做法。对拍卖公司先收下书画，拍出了再结账，拍不出再退还物主的做法，很多人不理解、不适应。我自己带的一队人马由杭州、南京、扬州、镇江、常州和苏州一路下来，收到了二三十件；北路薛锦清一组，荣宝斋、中国书店支援了一些拍品；曹晓堤在门口收到了张大千《溪山雪霁图》等精品，但总的来说，数量和分量都不足。我们分析了形势，感到除了初战必胜以外，国内市场对拍卖很陌生，一定要作出示范，让物主们看到拍卖的好处。于是我们把店堂里挂的画摘些下来，再从仓库拿了一些精品力作，组成了首场拍卖的拼盘。应该说，1993年的拍卖受到当时文物法规的影响，可以出口的文物才上拍，限制出口的一律不上拍（包括明清书画甚至近代书画中的徐悲鸿、傅抱石等）,生意很难做。这和后来政策开放很多旧文物可以拍卖是很不同的。

 

　　就这样，连征集带补充共有155件拍品上拍。徐建融教授为我们编辑图录。他的细心至今令我难忘，如精心设计好拍卖的顺序和节奏，为后来的成功立下了一功。我的师兄张雄先生为我们操刀设计。在今天来看，这是一本规模很小的图录，但当时时间太紧，我们还得加班加点，废寝忘食。那天完成图录发排已是半夜，我和曹晓堤、卢辅圣、徐建融等人到对面五芳斋吃夜宵，端起一碗面才记起这天是我生日，1993年3月18日。

 

　　图录出来以后，由薛锦清、陈伟康等人负责，我们在香港举办了部分展品预展；曹晓堤带队去北京、深圳两地展览。在北京，我们的展览还上了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同时，我们公告在上海社科院举办拍卖知识的系列讲座，徐建融、曹晓堤和我都去讲课，这大概也是国内最早的艺术收藏和拍卖培训，而教材是我们自编复印的一本海内外拍卖资料。

 

　　拍卖前，我们做了几位重点客户的工作。如张宗宪先生是我在永成结识的大客户，他收到我的信和图录以后，专程在拍卖前单独到公司来看东西，并表示要捧场。他还拿去了很多图录，帮我们拉客户。另一位是香港金山集团的罗仲荣先生，他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拍卖场的大买家。他也和妻子一起专程到我们简陋的办公室看画。中午我们请他们夫妇在天津路一家小饭馆吃饭，罗先生欣然前往。后来我感到在小饭馆吃饭有点失礼，但罗先生很给我们年轻人面子，毫不介意。席间，罗太太告诉我：“罗先生在全世界有几十家工厂，有一些厂他一次也未去过，但你们拍卖公司他会亲自来看。”由此知道罗先生对艺术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书画情有独钟。二十年来，我每年春节都收到他们精印的梅洁楼藏品年历（罗夫人姓名刘梅洁），从不间断。深知他们是真的喜欢艺术，也由此懂得了什么叫名家的为人——平和、认真。 我们还通过新加坡中华书局施太太做通了新加坡大收藏家、袖海楼主杨启霖先生的工作，他拍卖前发来了一纸传真订单，共竞投十多件拍品，使我们喜出望外。

 

　　图录发出去，我们做了很多宣传，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拍卖能否成功？能否大成功？我的心里并无把握。因为在此前北京、西安等地也有过艺术品拍卖，都失败了。这就使上海朵云轩的拍卖更引人注目。知名记者谷苇在《文学报》发了长篇述评，标题为《艺术品拍卖纵横谈》，醒目的题记写道：“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春拍即将开槌。此前，北京、深圳、西安的艺术品拍卖成绩不甚理想。上海此举成耶？败耶？——人们关心着。”余传诗写的另一篇长文《朵云轩，你能启动这个市场吗？》刊发在1993年6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这些都反映了人们的期待和担忧。

 

　　在当时的政策条件下，不可能加重拍品的分量，只能多做客户的工作。于是，我们加大了图录投送的力度，印了5000册，尽可能发到需要的客户手里，同时有针对性地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