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台镇，小酒厂之间形成庞大的流通市场，几乎每一家都标榜自己和茅台酒一脉相承、同宗同源。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在茅台镇，小酒厂之间形成庞大的流通市场，几乎每一家都标榜自己和茅台酒一脉相承、同宗同源。在这种“合围”之势下，假茅台的泛滥不绝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其中庞杂而隐秘的寄生关系才是问题的死结
5月11日傍晚，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的山地小城、有“中国酒都”之称的仁怀市，开始出现雷暴天气，电闪雷鸣和狂风骤雨一直持续到深夜。
而对于当地的支柱性产业——白酒产业，此刻，另一场风暴还在持续，中心是“假茅台酒”。同一天，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严正声明”称：“近来，媒体和网络上出现《贵州茅台员工被指偷窃商标造假茅台酒》一文。关于文中‘茅台员工盗窃商标造假茅台酒’的说法，长期以来，公司对包括商标在内的各类企业财产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从未发生过此类现象。”
风暴的源头要追溯至4月27日，在央视的《真假茅台调查》节目中，记者通过暗访发现，在茅台酒的故乡——茅台镇，距离茅台公司百米之遥著名的白酒一条街上，许多店里都在出售各种档次的假茅台。其中仁怀河谷台酒业经理在暗访中曾声称，其茅台包装标签都是从茅台酒厂内部工作人员手里获得。
此消息遂使得各界对制售假茅台现象的关注如酒糟般发酵，进而引发了一个巨大的“气旋”，将监管部门、白酒厂商、茅台集团甚至这里每一个和白酒产业有关的人都裹挟其中。
监管弱局
央视的曝光给仁怀带来震动。仁怀市委宣传部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份《仁怀市公安局关于茅台镇白酒一条街部分商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侦查情况的报告》显示，节目播出后第二天上午，该市公安局随即成立“4·27”专案组，抓获了报道中出现的老酒王、商桥、河谷台、酱花村4家商铺的4名犯罪嫌疑人，同时制定了为期一年的“雷霆行动——打假风暴”专项行动方案。
工商局也在第一时间展开执法，对商桥、酱花村、河谷台3家酒业公司进行查封。并从4月28日开始，进行了4天的突击整治。
“运动式检查”收效甚微。仁怀市工商局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整治结果情况说明显示，检查中仅发现贵州茅台酒1瓶、茅台王子酒2瓶、茅台迎宾酒2瓶，但经茅台酒厂打假办现场鉴定，这5瓶茅台酒都是真酒。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发现，白酒一条街上密密麻麻分布着近百家白酒经销户，其中随处可见挂牌的酒业公司和出售散酒的零售小店。在上述检查过后，这里的许多店面都少人问津，甚至不少店主选择了关门避避风头。
茅镇源酒业公司的销售经理张廷刚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我们只做自己的品牌，都是正规经营。”
“现在这里查得很严，工商、税务、卫生、生产许可等各种手续都会查，我们也不想去做假酒，做好自己的散酒和品牌就行。”他的妻子坚定地为自己正名。
对此售假事件，仁怀市工商局在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书面回复中承认监管工作力度不够：茅台镇内有127户白酒经营户，其中78户在白酒一条街，分布“面广线长”，工商人少年龄老化，开展市场巡查工作跟不上实际监管需要。
并表示，打假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假茅台酒的整个制造和销售环节都非常隐蔽，并且在全国各地、分散地从事地下生产和交易，因此，难免在市场上有酒类经销商在销售正规酒的同时，暗地销售假茅台酒。他们还认为，白酒一条街基本上全是销售酒的门市，没有库房和包装酒的场地和设施设备，极少数的假酒和侵权酒是从其他地方转入。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与全国各地高调的各种茅台专卖店相比，整个仁怀市看不到除正规专卖店以外的店铺，在各种烟酒商店和饭店柜台里，也很少看见53度飞天茅台，仅有价格低端的茅台王子酒和茅台迎宾酒出售。
当地“严打”致使假酒生产和销售出现两个趋势：在被曝光之前，白酒一条街上的许多酒业公司以散酒或自己的品牌为幌子，暗中制售假茅台，而现在已经难觅踪迹。另一个趋势是，更多的造假者转向了外地。
在网上一个名为“茅台—白酒买卖鉴定群”里活跃着很多提供各种高仿名酒的人，每天都在群里发布许多供货信息。其中，网名为“恒昌酒业”的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做的都是各种高档白酒的高仿酒，包括新款飞天茅台、公斤装茅台、五星茅台，10年、15年、30年茅台以及各种特供酒。
这位自称黄森的人透露，高仿茅台也分真包装和完全假包装两种。真包装从酒瓶、外包装到瓶盖的防伪胶帽都是真的，用茅台王子酒灌装其中，成本最高，500元一瓶。所有包装都是从酒店回收的，瓶盖的防伪胶帽是酒店服务员用牙签戳下、完整地保留下来。这样的帽子150元一个，而完全仿造的帽子只需要50元一个。完全假包装的茅台酒，是用茅台迎宾酒灌装，6瓶的价格只需1000元。
“一般人辨认不出来，因为茅台酒每一批的口感并非百分之百一样。”黄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从事假酒销售已经五年，2009年一年卖高仿可达500多件，而现在已经很少做假包装的了，“太危险！”
不过，黄森称，他并不在贵州，而是在北京。“我做茅台15年的时候，有时用董酒15年，有时用茅台镇的3年老酒。”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出面谈，对方表示“没有必要”，因为可以货到付款。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目前采取网上销售假茅台等假名酒的人不在少数。贵州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一位长期从事茅台打假的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假冒茅台酒犯罪呈现成员本土化，运输、销售现代化，造假规模产业化等新特征。采取订单式生产，快产快出，销售手段日益隐蔽，多采用单线联系、人货分离、现金交易、物流公司送货等方式，有些还用QQ、网上银行等进行交易，使执法部门很难追根溯源。今年以来，贵州民航、铁路公安机关已查获假冒茅台酒2万瓶左右。
漩涡中的茅台
缺货一直是茅台的“特色”，而假茅台充斥市场对许多人来说已成定见。
早前有媒体报道，2009年茅台酒厂的年产量为2万吨，而2010年全国茅台酒消费量高达20万吨，市场上90%的茅台酒为假酒。针对这一说法，茅台公司名誉董事长季克良在今年的中共贵州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回应说，根据近3年茅台自己的统计及官方的打假数据，查获假酒大概在300吨左右，而现在茅台一年白酒销量为3万吨左右，假酒占到销量的1%左右。考虑到没有抓到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话，市场上的假茅台所占比例绝对不会超过5%。
不过，这次发生在家门口的假茅台事件却将火烧到了茅台公司身上。一位在茅台公司烤酒车间工作的工人李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屡禁不绝的假茅台也让公司很头疼。“在上世纪90年代初，茅台开始涨价，全国的经销商来镇上都买不到酒，有些小酒厂就用茅台瓶子灌装自己的基酒(才生产出来的，未勾兑过的基础酒)卖给他们。”
每年7～8月，是茅台酒厂丢糟的时间，一些小酒厂愿意买来做“翻沙酒”，或者做自己的母糟，提高下一轮次酒的品质。但是茅台酒厂统一把这些废糟卖给饲料工厂，烤干后喂猪，在废糟运往仁怀的路上还要安排人监视，防止有人私自卖糟。即使破损的酒坛子也不能流出工厂，一定要打成碎片。
“厂里也在查，但因为造假者手法隐蔽很难查到，如果查到一瓶假茅台，就会直接封店。”李军说。
至于是否真如央视报道中所提茅台内部人员偷窃商标造假，《中国新闻周刊》致函茅台集团打假办公室，在多次沟通协调后，该办工作人员最终表示：该公司目前正处于风口浪尖，涉及敏感话题，要等集团领导同意后才能发布消息。截至发稿时止，其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长期以来，作为一线品牌的茅台酒因其特殊的销售渠道和公款消费较多的特点，正常的销售渠道和供应量等信息始终是个秘密。据《北京晚报》今年初报道，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表示，在茅台的整个销售渠道中，70%～80%的茅台产量用于特供、团购及部分企事业单位、经销商的供应，只有20%～30%的供应量才通过专卖店等渠道到达终端市场。
在上述聊天群中，一位自称“代办茅台专卖店”的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手里有一张100件(每件12瓶)的真茅台酒的提货单，每瓶价格是1440元，可以陪同去厂里提货，下周还有一张500件的单子。“我只是帮领导跑腿干活的，一瓶只赚10块钱，大头都是领导的。领导是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北京的。”他还表示，能帮助办理茅台专卖店，而茅台专卖店在很多地方已经停止申请和审批了。
当地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53度飞天茅台酒2011年619元的出厂价，100件茅台的提货单保守估计也能赚100万元，当然中间存在各种利益分成。“做五粮液需要资金、做茅台需要关系是行业常识。”
小酒厂的合围
面对市场上出现的假酒，茅台公司每年投入重金予以打击，但在强大利益诱惑下涌起的制假潮，让该公司应接不暇。更重要的是，茅台庞大的职工网、亲源关系，使得打假更是难上加难。中国酒业创新联盟副秘书长赵禹在此前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表示，“茅台镇假茅台之所以大量存在，除了一些人受利益驱使所致，其中也有当地监管部门执法不力的原因，更与当地许多人与茅台酒厂有着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有关。”
李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茅台镇目前的几百家小酒厂、作坊中，70%为茅台内部员工或曾经的老员工所建。而且彼此关系密切，大多沾亲带故。众多本地小酒厂、作坊打着茅台的擦边球，给查处带来难度。
另一个扯不清的原因是，茅台镇酿造的酒，95%以上都是酱香型，大至茅台，小至无名作坊，都有着相似的酿造工艺。同一批原料要经过9次蒸煮、8次晾晒、加曲、上堆发酵、入池发酵、7次取酒的工艺流程。区别在于，茅台酒的功夫更深，技术拿捏得更准确，勾兑水平更佳，而且存放时间至少5年。
由于工艺紧跟茅台，环境水土相似，小酒厂的酒也基本能保证品质。一部分小酒厂有自己的品牌，灌装后向外地发货；另一部分只生产散酒，由经销商灌装，没有固定品牌销售。而这些销往全国各地的散酒往往成为假茅台酒的酒源。
“贴牌”生产也是当地众多小酒厂的另一个经营之道。在1986年就已建厂、在当地已有一定规模的红四渡酒厂即是如此。
均为茅台公司工人的李军和宋权，由于和该酒厂厂长有亲戚关系，就带领《中国新闻周刊》对其进行参观。在酒厂办公室的展柜上，除红四渡品牌的各种系列酒外，还陈列着中国红、贵禾、财欢酒、爽爽小国酒、帝藏贵酒等各种品牌的酒瓶和包装，而所有品牌包装都印上了“贵州红四渡酒厂”字样，使用的均为红四渡酒厂的生产标准、卫生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
“这些都是外地经销商自己设立的品牌，选中厂里的一款散酒后，设计好品牌和包装，直接就在厂里灌装发货。”宋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贴牌”产品就相当于是“红四渡”的子品牌，但可以完全归经销商永久使用。
“贴牌”生产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大大降低成本。经营茅台葡萄酒的陈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经营品牌酒，以售价在200元左右的酒来看，包装、酒水加上物流，成本在80元左右。而如果是“贴牌”酒，成本可以降低一半，仅为40元左右。
李军和宋权告诉记者，尽管茅台酒厂收入不错，工资加各项奖金，年收入可达十多万元，但是“太辛苦了，夏天只穿个大裤衩，车间里高温闷热，累一天下来饭都不想吃。”
他们正在筹建自己的小酒厂，有16个窖坑，投产以后专门给各大酒厂供应“基酒”。“红四渡这样的酒厂自己生产的基酒都不够，需要从其他小酒厂大量收购基酒。就算不卖基酒，也可以存放起来，过几年一定升值，只是积压的资金比较多。”宋权说。
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在茅台镇，小酒厂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流通市场。由于勾酒需要不同年份、轮次的基酒，小酒厂之间可以互相串货。虽然没有一家小酒厂在体量、品质和知名度上可以与茅台酒相抗衡，但几乎每一家都标榜自己和茅台酒一脉相承、同宗同源。在这种“合围”之势下，假茅台的泛滥不绝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其中庞杂而隐秘的寄生关系才是问题的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