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沃尔玛CEO麦克·杜克(MikeDuke)的赞美在4月21日戛然而止。这一天，《纽约时报》披露了在他担任沃尔玛国际部负责人时发生在该公司第一大海外市场墨西哥的行贿丑闻。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这不仅在短短数天之内让沃尔玛市值蒸发了逾百亿美元，还将这个以标榜诚信正直价值观的著名公司钉上了十字架。而杜克在沃尔玛的职业生涯，也极可能在6月初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终结。
在此之前，作为沃尔玛历史上的第四任CEO，杜克一直被视为“完美先生”。从2009年开始担任沃尔玛CEO起，他果断叫停了不再重点关注低价、减少产品品类、疏远美国低收入消费者等一系列有违沃尔玛核心竞争力的策略。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他把沃尔玛开到了非洲，他提出的健康饮食计划甚至赢得米歇尔·奥巴马的支持，他还了结了一宗沃尔玛涉嫌对员工有性别歧视的难缠的诉讼。到去年秋天，他让沃尔玛的销售额在连续九个季度的下滑之后实现了回升。
但发生在墨西哥的丑闻却要毁掉这一切了。
巴菲特间接地表达了对杜克的支持，他说这不会影响对沃尔玛盈利能力的看好，但对于一个以“福音式”商业文化起家的公司，这场灾难对沃尔玛的影响可能要更深重。当初让沃尔玛走出偏远小镇本顿维尔(Bentonville)、征服美国市场的秘笈是对成本精打细算、对物流极致优化，以提供大多数人能够购买的低价商品的经营原则—可不是花花绿绿的行贿钞票。
乐土
沃尔玛研究专家查尔斯费希曼（CharlesFishman）说，沃尔玛让每个员工都清楚知道，不能从前来洽谈生意的合作伙伴那收取哪怕是一瓶水的馈赠。
是什么让这个对道德标准严格到近乎吹毛求瑕的公司在墨西哥向魔鬼出卖了灵魂？
沃尔玛在墨西哥向数百人行贿了至少2400万美元，但赚回了更大的一笔钱，这个热衷玉米卷和可乐的国度一半的零售交易都发生在其标志性的蓝色大卖场。沃尔玛1991年末进入墨西哥市场，现在已是墨西哥第一大零售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对比无精打采的美国本土业务，沃尔玛墨西哥公司在过去10年里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8%，为其海外业务贡献了近1/4的营业额，成为其第一大海外市场。
丑闻之前，墨西哥市场依然在疯长。截至2011年底，墨西哥的门店已经达到2088家；在2010年，这个数字是1469家。可以佐证这一数字的疯狂之处的是，在爆出“绿色猪肉”丑闻并被中国政府重罚的中国市场，沃尔玛2011年的门店仅有267家，已是外资零售商中的领先者。墨西哥也是人口大国，但总人口尚不到中国的1/10。
新兴市场是零售业巨头的乐土。从“金砖四国”到“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大。当欧美国家消费者开始热衷于自然和环保时，这些国家的人们正对卖场货架上包装精美的快消品牌乐此不疲。以可口可乐为例，墨西哥对可口可乐公司产品的年人均消费居世界首位，达到487瓶。
新兴市场也是其他众多行业公司的必争之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国家设立区域总部，甚至将全球总部移至这些国家。比如，2011年7月，美国通用电气集团（GE）旗下医疗集团宣布将其X线产品业务的全球总部移至中国北京。GE医疗目前全球销售170亿美元，其中中国单一市场贡献了10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6%。
但在这些新市场，商业和政治的运行模式和欧美并不相同，因而越来越多的问题也陆续显现出来。一个正在泛滥的现象即是“作弊”。
墨西哥流传着一句俗语—“不作弊，无成功（Elquenotransa,noavanza）”。在这个国度，行贿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是读书、工作、从政的敲门砖。如果在高速路上被交警拦下没收驾驶证，你的选择要么是贿赂交警当场取回驾照，要么是长达数天的等待，成为低效政府部门的又一个受害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墨西哥分部去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墨西哥人用于行贿的金额达25亿美元。
“这个国家，腐败无处不在。”墨西哥诗人阿里达吉斯（HomeroAridjis）说。腐败的主要根源则是政府机构的冗赘、低效和法律的不健全。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在墨西哥得到商业活动许可的平均时间是81天，而在美国仅26天。与其填写海量的表格、排队等候懒散的公职人员，行贿似乎是一条更好走的路。还有数据显示，在墨西哥开展业务的公司通常会在成本上额外添加10%以用于可能需要的行贿。
沃尔玛在墨西哥开设的门店已占到全球门店总数的五分之一，行贿的主要目的便是得到开新店的许可证和获取优质选址，以便渗透这个市场。例如，2004年沃尔玛在距离墨西哥城40公里处的有2000年历史的著名古城遗址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旁开设了一间大卖场，曾引起了墨西哥人的激烈反对。但最终沃尔玛还是“搞定”了这个选址。
惩罚
墨西哥只是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行贿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12年美国在华企业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26%的受访公司认为贿赂是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问题在于，如果类似沃尔玛这样的对商业道德有相对严格约束的大公司都屈膝于走捷径的诱惑，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行贿等违规、违法操作是否会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下一个主要风险？
2008年轰动一时的西门子行贿丑闻给西门子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多达数十亿美元。这家德国工程巨头近年来共花费10多亿美元贿赂至少10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以赢得供电、医疗设备和炼油厂建造等项目的合同。直接经济损失中，包括了该公司为避免其全球多个市场逐一受到调查而支付给美国司法部和证券委员会的8亿美元，以求对方放弃诉讼。这是自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施行以来最大的一笔罚款。另外，丑闻还导致西门子数位高管下台，与世界银行的多项合作项目也被终止，间接损失不计其数。
而沃尔玛正在等待这一切惩罚降临。鉴于该公司在全球的巨大影响，美国司法部很可能会将其作为《反海外腐败法》的反面典型。墨西哥之后，沃尔玛在全球的多个市场都可能成为调查对象，如果这些市场再被查出类似丑闻，沃尔玛也将面临天价的赔偿金额。
同时，沃尔玛宣布已经开始在全球市场进行自查，并表示将实时向司法部汇报。“我们的全球反腐败自检在2011年就已经展开，为此我们还在总部和全球各个市场设立了反腐合规官（FCPAComplianceOfficer）。”在墨西哥丑闻被爆出的第二天，沃尔玛在回应公告中说。类似的调查也将花费巨大。
沃尔玛的全球管理层即将经历一场地震。在行贿发生期间任沃尔玛墨西哥公司总裁的现任沃尔玛副董事长艾思华（EduardoCastro-Wright）原本是下一个全球CEO的热门人选，现在已成黄粱一梦。包括杜克、前任CEO李·斯科特（LeeScott）在内的高管如被调查出直接与行贿相关，则会面临法律的制裁。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最高量刑可至5年监禁。
加上来自股东、员工和竞争对手的压力，沃尔玛需要花数年时间来处理相关问题。高盛对此有一个计算，企业在被爆出违反《反海外腐败法》之后，后续的调查会持续3年左右，耗费此期间所有盈利的9%左右。对于沃尔玛，这一数字可能为65亿美元。这将严重地影响公司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的扩张计划。
以中国为例，陈耀昌担任中国区CEO时期的沃尔玛进行了快速的门店扩张，“绿色猪肉”事件之后，内部整肃成为重点工作，沃尔玛被迫放慢开店步伐。如果中国市场在未来成为重点调查对象，这一增长停滞阶段将被迫延续更长时间。
与此同时，来自本土的竞争对手却在借中国消费升级之势加速发展。例如，华润万家包含大卖场在内的各业态门店总数已接近4000个，2011年827亿人民币的销售规模近乎沃尔玛中国的两倍。大润发则在单店营业额和销售规模上均胜过了沃尔玛。
全球化以及全球市场的巨大差异，现在已将跨国公司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海外腐败有严格的制裁，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不健全的法律和“潜规则”又屡屡诱惑公司铤而走险。在同样的违规程度下，在发达国家市场成长起来的公司面临的风险要远远大于新兴市场中的本土公司。透明国际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签订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反腐败协议的38个国家中，有21个都执行不力，其中包括墨西哥。
另外，在法律相对完善的欧美国家未必不存在“灰色地带”，但是跨国公司在这些市场已游刃有余，规避风险的经验和手段更加丰富，但他们对于新兴市场安全边界拿捏的经验尚不够成熟。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无论是区域负责人还是总部决策者都面临着“赌一把”的诱惑。沃尔玛深陷墨西哥丑闻，对所有公司而言都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