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过上体面的生活的权利，人人都不能容忍公共财富被私窃、不能容忍机会平等因公权私有和寻租而丧失的腐败。这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现实。天下为廉，心心切，全球反腐，声声急。而纵览古今中外，腐败的存在与政治体制类型无关，但清廉的程度却与有效约束性制度正相关。
反腐诚意有否，看建设制度。
制度建设已成全球反腐共识，无论是何种国度，诚意反腐的要义是建立何种制度。但主张、支持和参与反腐者当直面这样一个现实：当下制度主持的任何反腐，其出发点不是铲除当下制度的核心，而是为当下制度注入活力。核心制度的改变，意味核心利益分配方式和格局改变，除非核心制度的改变至少不会减少当下制度的利益分配绝对额，否则，改变核心制度不是当下制度主导的反腐的主动出发点，这是全球当下制度反腐的政治极限。如腐败属于制度性腐败，根治这一顽疾，就得突破极限。要突破极限，要么须拥有突破极限的力量，要么拿出更加精巧、普渡众生的设计，否则喊破嗓子不过是前戏而已。此情此景，全球主持反腐的斗士，自然了然于胸，也应认识到此状况。部分反对反腐者、主张控制节奏力度者、瞻前顾后者，亦无须过虑。
反腐进展与否，得看力量。
反腐是一场博弈，甚至是贴身肉搏，比的是力量。因此，全球支持反腐者，请给主持反腐者以力量，别当机会主义者，公然反别人的腐，悄然行自己的败。全球主持反腐者，请别秘密反腐，虽然秘密反腐令反腐主持者对反腐更具技术和政治上的控制性和操作性，但同时也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隔离了自己的友军，且流于私斗的风险很高。反腐沦为私斗工具之害在于放纵侥幸：腐败与否并不关键，关键在于要斗谁。更甚者，法无二出，天下为公，才能令人折服，从而减少阳奉阴违，团结支持反腐的最大多数力量。如有抓铁留痕的反腐决心，请公开透明反腐，凝聚公民力量。要强大反腐力量，可以开放公民的力量、接纳NGO的助力。
力量胶着时，得看技巧。
当反腐和腐败两种力量遭遇时，必然会经历力量胶着的阶段，甚至不止一次，这是反腐的一大困境。当反腐力量不够时，全球经验表明，反腐者往往诉诸于迂回技巧。当一项反腐具体举措触发系统性风险，比如财产公开里面的房产公开令几乎所有公职人员、尤其是公职人员的权势者人人自危的时候，这种反腐必然遭遇容身制度里的人的系统性防御、抵制，甚至反击。此情此景，如果反腐主持者PK不过系统性的抵制和反击者，那么反腐的成就难免会局限于敲破铜锣吓麻雀，最后锣破而雀归。
放眼全球，当腐败猖獗而反腐力量不足时，有反腐主持者运用强力管控公众反腐预期与呐喊、掩耳盗铃，以求大局稳定的技巧。须知稳定是一件利益分配工具，可作权宜之计，但难免养虎遗患、最后坑了老爹，同样带来颠覆性的系统性风险，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就是转型国家反腐不力的前车之鉴。稳定是一系列利益契约的动态组合，而不是静止不动、不推改革、不前进。放眼全球转型国家，如果在当下制度寻租者的阻扰下推不动改革，不做利益动态调整，丧失调整时机，甚至固化强化原有利益安排格局，社会紧张加剧，稳定最后成为空想。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和变革，就是一个例子，转型国家也因此感受到压力、增强了反腐动力，纷纷加强反腐。各位游戏参与者应知，某种特质的稳定具有利益分配效果并是利益分配的工具，最好的分配结局是不要成为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要能带来正和、正能量。
运用技巧，须忌讳滋生机会主义。
受力量对比的约束，而又不凝聚和强大反腐的力量，反腐光停留在技巧运用，反腐不坚定、不彻底，最大遗害在于机会主义潜行，举世混浊而廉者难独清，廉者陷入重围和孤立，甚至遭遇排弃，社会走上劣币驱逐良币的境地。
反腐力量凝聚的另一个困境是：总体上，普通公众是腐败的直接受害人，但公民个体未必是反腐的天然联盟。因为如果存在让机会主义生存的制度空间，那么个体的理性必然是通过制造腐败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来交换更多利益，结果腐败机会主义者更容易取得各种成功，而循规蹈矩者则反复被这种成功教育，以致劣币驱逐良币。因此，坚定反腐，需要革除让机会主义藏身的制度，此种漏洞不堵，反腐必难收效。
壮士断腕，根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转型国家反腐推进不力的一种情况是，这些国家不少政治精英及其裙带关系腐败盛行而难以壮士断腕、自我革命，无力挽狂澜则最终狂澜即倒。承平日久，从稳定考虑须与时俱进扩大合法性来源，为持久繁荣和可持续的稳定，达致新共和，要根除公权私有世袭化。
以上常识，诸君不是不知，喊破嗓子，还需甩开膀子。纵览转型国家的教训，不是没有反腐制度，而是不要让反腐制度建设成为摆设，蒙了别人的眼睛最后只能是蒙了自己眼睛。回顾转型国家反腐失利，不是不行动，而是杀鸡骇猴，对象不重点，力度不到位，鸡已殒命，不关猴事。回顾转型国家反腐不力，不是不努力，而是腐败机会主义生存的制度没有根除。回顾转型国家新革命，制度性腐败没有根除，从而旧共和难以为继。
以上常识，人尽皆知，全球皆然。天下为廉，共和共富，种种努力，唯诸君给力。
美国规则：
美国官员收礼超过50美元须申报
美国政府人员可以接受不高于20美元的礼物，每人每年从同一个来源中收到的礼物价值不得超过50美元。他们禁止接受如下人员的礼物：正在寻求雇员所在机构采取官方行动，与雇员所在机构有业务往来或寻求业务往来；所进行的活动由雇员所在机构管理；其利益可能因为雇员履行或不履行公职而受到实质性影响。[详细]
美国2.8万官员公开财产申报
行政部门进行公开财产申报的对象包括总统、副总统、需要参议院表决通过的政府内阁成员、工资级别在行政人员工资15级以上的官员、或者虽然不在行政级别之列但工资高于或者等于行政15级最低工资（这一级别工资在2012年的最低年薪为99628美元）120%的官员、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以及各机构的道德官员等。每年大约2.8万名联邦行政官员需要提交公开的财产报告。[详细]
北欧透明：
芬兰铁律：公车私用零容忍
除了总统之外，芬兰政府部门真正意义上的“专车”只有四辆：总理、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各一辆，有固定司机接送。除此之外，有用作政府公务的“公车”若干，主要负责为18位内阁成员进行公务活动提供用车，内阁成员要用公车每天接送上下班还需符合其他条件。[详细]
芬兰反腐生命线：公务透明司法有力
从上世纪80年代腐败滋生到90年代腐败销声匿迹，芬兰用了十年不到的时间解决了这个世界各国的心头大患。克拉宁在采访中指出，施行严格的法律规范，用重典来纠正错误的行为，是芬兰带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反腐败经验。[详细]
挪威全民财产公开 腐败官员无所遁形
“通过税务部门的网站，可以查看到每个公民的缴税情况，需要缴税的收入信息以及所拥有的房产和其他财产信息等。这是透明精神的体现。”隆德比表示。[详细]
欧委会2万人的142辆公车只租不买 严格监督
至2013年初，欧委员这个雇员约2万人的欧盟“中央政府”共有142辆公车，这些公车都是租用的。欧盟委员会委员（相当于中国的部长级官员）会分配到一辆公车和两名司机。委员会各部门总干事（相当于中国的司长级官员 ）也有资格配一辆车，但并不配有专门司机；总干事可以有两种选择：配备公车但没有司机，或者使用车队服务。[详细]
东亚模式：
新加坡前反贪调查局局长：我们的工作只有政府希望有所作为时才能有作
尽管CPIB反腐大获成功，但蔡子益很清醒地认识到它在李氏王朝之下的局限性。“CPIB由一个廉洁的政府建立，用以打击腐败，而并不是因为需要去打击一个腐败的政府而成立的--如果如此，我们就不会走到这么远。”他说：“任何反腐机构，无论它们究竟有怎样的效用，任何政府都有足够的火力去破坏它的努力”。[详细]
香港商业透明度碰撞公众人物隐私权
“透明度与贪腐的关联，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要有透明度，即资讯的自由流通，接下来是媒体报道的自由，当你把这两个问题放到一起（看），可能贪腐的人群或者被隐瞒申报冲突的利益 ，才能被公众从它盘踞的位子上赶走。开放的社会是由法律来治理的，而不是官方的声明。当然还要有独立解释法律的司法系统。 ”韦伯对本报说。[详细]
日本反腐“无间道”
她告诉本报，1993年的时候，一位日本官员写书揭露政府欺诈。该书成为了畅销书。但那位爆料者的下场却很惨--政府找了他多年的麻烦，最后解雇了他。随后他死于癌症。[详细]
公车消费：
巴西民间反腐绝招：NGO盯紧政府账单
布兰科在计划下一步反腐行动：敦促所有巴西在海外使领馆的公共账户信息得以公开，获取更多账户进入政府信息系统；加强和大学的纽带，唤醒年轻一代的人为更道德和公平的国家努力；同时继续培训记者如何发现存在在政府系统中的有关预算和财政开支的公共管理信息。[详细]
巴西社会仍在容忍法外之事
由于巴西地域广大，对公共账户的社会监督总是最行之有效的反腐手段，包括媒体、非政府组织、辛迪加（syndicates）以及学生都有所参与。如果全社会都充分参与，那么我们的控制人和审计员将成倍增加。高透明度以及社会监督是反腐败最主要的方式。[详细]
反面教材:
意大利“房叔”党首落马记政党公费私用泛滥
在意大利，政党经费往往公私难分，对公共资金的分配与使用，存在许多灰色地带。司法机构在调查经济犯罪时，有权调查政党财政情况，但并没有专门、独立的机构监督政党的日常财政。“要想追踪进入政党的公共资金的去向，是非常困难的。”布拉斯伯格说。[详细]
英国铁道部长为何“站”火车上班官员违规代价惨重
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设计，独立、有效的媒体监督，民众对于细微腐败行为的零容忍，以及政府官员对民意的尊重，正是这些对公共部门反腐成功缺一不可的要素，构成了英国的政治生态。[详细]
国际合作：
全球追捕令赃款无处可藏
追回被盗资产通常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一些著名的案例花费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来完成。尽管难度巨大，但海外资产追回并非不可行。[详细]
国际社会共推官员财产公开
世界银行与APEC、OECD、G20等国际组织均发展了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的项目，世界银行金融市场廉洁部门主管让·佩姆说：“财产公开制度使腐败官员难以隐匿其犯罪活动或不法财产。公民社会和反腐败斗士应当支持二十国集团发出的建立财产公开制度的呼吁，因为财产公开制度可以成为将盗窃国家财产的公务人员绳之以法的有效工具。”[详细]
中国反腐：
专访《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权力监督重在公开
实现真正的监督制约，必须做到程序透明。我们强调要做到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企务公开，不只是让干部监督，也是让群众监督。[详细]
专访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反腐败新思维：信仰有位、群众有为、制度有效
辛鸣强调，反腐败的制度安排只是一个社会大制度系统中间的一个环节，子系统的制度不可能离开大制度环境而自行发挥作用。因此反腐这个子系统必须跟社会制度大系统相吻合才能有效运行起来。[详细]
国际反腐智囊Robert Klitgaard：让公民和商界参与诊断地方的腐败体系
“在反腐败斗争中，一些功能必须通过权力下放实现，比如让公民和商界人士参与诊断地方的腐败体系。”罗伯特o克里特加尔德（Robert Klitgaard）教授说。在2月19日接受本报采访时，他强调商界人士往往知道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所在。[详细]
政治活动有效公开，党际监督才能遏制腐败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反腐监督中发挥作用实际的成效，更多则取决于执政党放开言路、接受监督的意志。[详细]
专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 反腐败分权民主为良方
有多年反腐败研究经验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有很多关于反腐败的政策建议。在年底中纪委专家座谈会上，任建明就提出建立“廉政特区”，在区内建立独立性更强、权力更大的反腐机构，以彻底改变目前反腐的严峻形势。[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