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召开2014年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第一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中国华能董事长曹培玺透露，2014年第一季度，华能盈利能力大幅提高，盈利结构进一步改善，合并利润、净利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EVA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这无疑是此前大好形势的延续——2013年，华能集团实现净利润127.9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同样在2013年抵达辉煌巅峰的还有五大发电集团中的另外四家：国电(103.44亿元)、华电(96.74亿元)、大唐(74.33亿元)与中电投(71.52亿元)。这五家企业2013年共实现净利润473.93亿元，一举扭转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电力行业不景气的局面。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业绩辉煌的背后，困扰五大发电集团多年的高负债率依然存在。尽管较2012年相比有了明显降低，但五大发电集团的平均负债率仍然达到了84%，远远高于国资委为央企设定的70%的警戒线，比央企63%的平均负债率高出了21个百分点。

居高难下的负债率为企业带来了高额的财务成本。中电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五大电力集团的财务费用高达1851亿元，是利润总额的2.5倍。

纵观国际国内电力行业，高负债率的现象并非五大发电集团所独有——《财富》全球500强中的大部分电力企业负债率都在70%以上，包括法国电力公司在内的一些国际电力巨头负债率甚至高于此数。但是，包括法国电力在内的公司往往有着超过10%甚至更高的净资产收益率以保证其偿债能力，五大发电公司则相形见绌。

对此，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在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时表示，高负债率让五大发电集团经受不了市场的波动，“煤价大幅攀升不太可能，但火电需求增长在放缓，对企业带来的压力很大。”

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则认为，“国外有发电企业资产负债率在94%左右也过得很好，负债率高说明整体行业在高速发展，危险与否关键在于偿债能力如何。”

改革不到位导致先天不足

近几年来，重启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甚至不断有煞有介事的消息透露，最后却被证实为假消息。

毫无疑问，这说明了业界对改革的关注与期待。陆启洲此前表示，电力央企负债高企的根本原因在于电力体制改革没到位。“如果电力体制到位，我们有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即便资产负债率在85%-90%都是安全的，因为企业在良性循环。”

五大电力集团之所以被列入同一阵营，并不是因为其发电量排名，而缘于其相似的出身。

2002年，原国家电力公司分拆为五大发电集团、两大电网与两大辅业公司。发电集团拿到的是发电的实物资产以及大量员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华电集团董事长李庆奎用“四多一大”概括：“老小机组多、不良资产多、职工人数多、亏损大户多、企业亏损面大。”

为了完成环保任务，五大发电集团随即开始了关停小火电机组。截至2009年，关停 3079.63万千瓦，占全国关停容量的51.27%。关停小火电给发电企业既带来资产损失，又带来了人员负担，关停小火电的同时，要建设大型机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金昌对《企业观察报》表示，电力等能源类企业负债率高是可以理解的，这类企业项目投资大，回报周期较长。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红军说，发电企业固定资产所占总资产比例大都在70%以上，从折旧期限看，发电企业固定资产折旧一般都在20年以上，个别水电项目的折旧期甚至更长。“组建之初，国家没有给我们注入资本金，上述投入只能依靠自身积累和银行借款。”

正是基于对上述事实的认可，当国务院国资委掌握了一部分国有资本预算后，于2012年出台政策，称将在3年内完成向五大发电集团注资100亿元，并于2012年当年向五家企业分别注资12亿元。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认为，“其目的在于弥补历史欠账，降低五大发电企业的负债率。”

然而，由于煤价下降，电力行业步入盈利通道，后续资金的注入至今没有下文。

更重要的是，电力体制改革后，以火电为主的五大发电集团不得不面对自然垄断的电网企业与上游煤炭企业的双重挤压。由于市场煤与计划电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当外部电煤价格不断上涨而上网电价不能及时调整的情况下，包括五大发电企业在内的火电企业就会出现巨亏。

过度扩张引发后天失调

在由中央直接管理的53户央企中，主业相同的央企一般不超过3家，只有发电领域有五弟兄。而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彼时对此的态度是，如果不能成为行业前三，则国资委给你找婆家。这意味着，在央企发电企业为5家的情况下，必然有2家因进入不了行业前3名而被重组合并。显然，五大发电集团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结局，而要成为行业前三唯一的选择就是扩张自己的规模。“被重组合并，这就像一把剑，始终悬在五大发电集团头上。”韩晓平介绍说。

如果说以上因素是导致五大发电集团规模扩张的外因，那么企业自身也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冲动。厂网分开，地方及其他企业相继进入发电行业，各企业都在抢占发电领域更多的市场份额。五大发电集团作为中央企业，则面临更大市场份额的压力，从而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攀比装机容量的规模。

由于电力产品的无差异性，发电企业之间的竞争只能是在一定的市场需求量下的同质化竞争，而决定同质化竞争胜负的则是企业的成本水平及资金实力。从资金实力来看，五大发电集团作为中央企业具有良好的信用，可以得到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从而支持了企业的规模扩张。

本世纪之初，国内电力需求旺盛，经常出现的大面积停电刺激着社会公众的神经，也为五大发电公司竞相扩张提供了足够的理由。10年来，五大发电集团“五虎相争”，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资源争夺战”，从电力、煤炭资源到装机规模，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从电力、煤炭市场到资本、人才市场，从新建项目到并购重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且竞争态势愈演愈烈。

一时间，国内电源装机连续突破5亿千瓦、8亿千瓦、10亿千瓦大关。中电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发电装机超过12亿千瓦，10年间翻了两番，其中五大发电集团占比为46.5%。发电量超过50万亿千瓦时，10年间增长了2.5倍，其中五大发电集团占47.3%。

同质化竞争造成结构性过剩

这一过程中，发电企业作为国家公用基础性产业的企业具有其特殊性，发电竞争是在“同网同质同价”下的典型同质化竞争。

首先，外部宏观环境相同。国家仍然采取投资建设项目核准制，电价政策仍然没有放开，竞价上网和双边交易仍然处于试点探索阶段。电力供需形势从严重短缺到相对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局部存在缺电现象。

其次，内部经营环境相似。这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装机容量相差不多，电源结构均是以火电为主，供电标准煤耗也区别不大。

再次，电力具有同质的特性。无论水电、火电、核电，还是不同机组生产的电能，对消费者而言没有任何差异。

同质化竞争的背景下，五大发电集团采取了差异化的竞争战略。为了确保获得持续、稳定的收益，五大发电集团纷纷把发展的触角延伸至市场发达、资源保障能力强、电量需求潜力大的地区。根据这个原则，目前，五大发电集团均形成了系统的全国性电力资产布局，同时突出某一区域。

五大集团纷纷上马新项目，而且难以站在全国视角来规划布局，导致了中国供电的结构性问题。以东北地区为例，电力供应能力长期富余，随着辽宁红沿河核电厂等项目陆续投产，电力供应富余进一步增加。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政策与法律部主任陈宗法表示，“电力市场的相对过剩，使发电企业运营效率下降，设备出力减少和电量的损失，加大了发电企业的经营风险，致使资源价格飞涨、成本费用增加、盈利能力下降。”

盲目发展非电产业留隐患

10年间，五大发电集团扩张的不仅是装机容量，还包括业务范畴。一直受制于煤炭制约的五大发电集团对煤炭业务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2008年，国资委调整了当时巨亏的五大发电集团主业，煤电一体化正式成为五大发电集团的发展导向。

对此，能源专家、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评价称，“当年搞煤电一体化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保护自己，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陈宗法认为，煤炭等非电产业帮助发电集团渡过了难关，但是回头来看，当初收购代价也高，也有其盲目性。“2013年五大发电集团除中电投外，煤炭业务均出现亏损。”

对此，殷红军认为，煤炭项目具有典型的投资大、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等特点，对负债率压力比较大。更重要的是，电力企业都是在获取煤炭资源的过程中按照地方政府就地转化电力的要求而“被化工”，不少已建成的项目出现运行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项目严重亏损等问题。

这些问题，无疑加剧了五大发电公司的高负债压力。不过，从国际惯例来看，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电力需求上涨幅度较快而导致发电企业资产负债率较快上升的问题似乎不可避免。

而不少人已经认识到高速、广泛扩张的弊端，开始调整发展思路。比如华电董事长李庆奎就提出，在涉足新领域时，要“战略定力，积极探索，科学论证，量力而行”。

殷红军则认为，发电企业向上下游产业延伸，应优先考虑一些“短平快”项目的投资，以尽快回收成本，取得效益，降低资产负债率。

电力市场化改革有望治顽疾

尽管五大电力集团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新能源，但火电仍然是其主要业务。韩晓平认为，目前看，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环保压力加大，火电增长空间趋于收窄。“而且火电煤耗水平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他据此认为，通过内部管理控制成本降低负债率意义已不太明显。

韩晓平表示，大小电厂建设过于依赖电力公司投资和银行贷款，这些债务如数反映在集团层面的负债总额中。以2008年五大集团12家发电上市公司融资状况为例，其中债务融资额为3568.77亿元，股权融资额为297.21亿元，债务融资额是股权融资额的12倍。“增加电力企业的融资渠道能够直接缓解债务压力。”

殷红军也认为，实施股权类融资是降低资产负债率的最有效途径。“2009年国电龙源电力H股成功发行上市，募集资金177亿元，降低国电集团资产负债率超过3.5个百分点。”

然而，现行电力体制下，电厂与电网关系的不对等，严重影响了发电企业的融资能力。韩晓平认为，如果能够打破现有电力体制，建立煤、运、电、网之间的长期协议，“则发电项目都可以独立融资，然后以项目利润偿还债务，集团债务总数自然下降”。

上世纪90年代，国内曾开展过类似试点。“不过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只有现货交易和竞价上网才是市场化，所以在改革过程中这一模式逐渐消失殆尽。”韩晓平说。

国电动力经济研究中心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柴高峰表示，“从国际经验看，电力市场交易的方式主要有合同交易和现货交易两种，且以合同交易电量为主、现货交易电量为辅。”他认为，有了长期合同，投资者有一定的电量保障或容量收益，从金融机构也可以获得融资成本相对较低的贷款；购电方可以根据合同安排电力生产，减少随机性，双方合理分摊投资风险。

斯坦福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系博士于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200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电力危机的一大肇因就是安然公司等投机者利用竞价上网机制操控电力价格，而直购电的长期合同模式则是抑制市场投机的有效机制。于洋表示，“根据斯坦福大学Frank Wolak教授的论证，由于长期合同规定了供电方供电的数量和价格，如果供电方在实时市场通过降低产出而抬高价格，供电方反而需要以被自己抬高的市场价购买足够履行合同的供应量，这会对供电方自身造成损失。”

韩晓平建议，在国家电网公司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应实行内部权力调整，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增加省市级电网的自主权，把省市级电网公司变成国家电网控股的独立法人，与电厂签订长期协议。基础发电量属于长期协议部分，价格由双方商定。此外的发电则实行竞价上网制度。

韩晓平认为，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签订合同的双方体量应该对等或者相当，这样合同才容易产生效力。“同时也需要国家调整现有电价的生成机制，把资源配置的权力还给企业，让市场在反应价格中发挥更明显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电企业可以项目为依托，引进投资者。“国际上的投资者多以养老金等回报预期比较低的投资方向为主，至少可以保证跑赢通胀。”韩晓平认为，这样困扰发电企业多年的高负债就能较好地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