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言：美国财长雅各布·卢接受财新专访，厘清中美的经贸分歧，并寻找双方共事的空间
财新记者 胡舒立 黄山 发自北京 特派记者 唐家婕 张翃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文
上任刚15个月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美国人更习惯叫他杰克（Jack），已经是第三次造访中国了。今年59岁的雅各布·卢，圆脸、圆框眼镜，发色如炭，笑容几乎有丝羞涩，似哈利·波特人到中年。
离今年7月初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还有两个月，雅各布·卢来到北京打前站，不到40个小时的行程内会见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在离京前，他也特地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雅各布·卢是一个低曝光度的财长。与他的前两任保尔森（Henry Paulson）、盖特纳（Tim Geithner）相比，他不必天天被新闻记者追着问：美国经济什么时候能摆脱危机？政府还能拿出什么手段救市？雅各布·卢上任之际，美国经济已经可以触到隧道末端的光，新闻聚光灯也更多投向了美联储，追问量化宽松的退出时间表。
与前两任的不同还在于，雅各布·卢跟华尔街渊源短浅——他只在花旗集团短暂任职过三年。危机过后的美国财长一角，已经不那么需要和华尔街银行家们打成一片了。
雅各布·卢身上更多的是华盛顿的印记。上世纪70年代，他还没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就已经到华府给议员当起助手。24岁时的他，已经是众议院议长的“资深政策顾问”。
纵观其公务员生涯，可以发现，雅各布·卢最突出的角色是“总务先生”。他的任务一直是管理预算和财务、调度人力与资源。克林顿总统时期，他已经当上了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BMO）主任——同样的职务他在奥巴马总统任上又当了一次。他还当过一年奥巴马白宫的幕僚长，此前又在希拉里执掌的国务院当过管理资源分配的副国务卿。可谓国内政治与外交通吃。
“总务先生”会算账，更会谈判。前后七年的白宫生涯中，雅各布·卢的代表作便是代表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谈判预算事宜。这位老道的谈判家，将会是未来中美“双边投资条约”（BIT）中中国的主要对手。
财新记者的采访在东方君悦酒店一个套间进行。眼前的雅各布·卢，依旧是标志性的圆框眼镜，打着一条红紫相间的斜纹领带，看上去与平时并无二致。他谈人民币汇率、中国经济前景、美国财政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以及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进程，辞锋犀利。
“人民币仍被低估”
财新记者：你这次中国之行有何成果？
雅各布·卢：今天（5月13日），我有一连串成功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经济领域的领导官员，讨论了广泛的议题，为7月将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奠定基础。这是我担任财政部长以来第三次到中国。我认为发展这样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针对那些共同关注的、需要坦诚对话的问题进行交流。
财新记者：美国财政部报告认为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但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财政部所谓的中国汇率政策需要“基本调整”是什么意思？
雅各布·卢：如你所知，我们在汇率报告明确指出，分析显示人民币被低估。我们已经看到过去几个月的政策转向更为市场决定的汇率机制，比如交易区间加倍。但我们看到了人民币交易区间加倍后，人民币对美元反而贬值，我们还看到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这都是干预的证据。
中国要为了本国利益而进行汇率机制改革，以提高中国人民的消费力，而且要创造一个公平的国际商业竞争环境，那么按理应该允许人民币双向波动。但是自从人民币波幅扩大，直到几天前都只有向下波动。
我也认为干预需要有更多的透明度，现在我们需要看外汇储备的构成如何，从而推理出干预的具体做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有这方面的规则，要求政策加大明晰及透明度，我敦促（中国）往这个方向走。
财新记者：汇率会是你接下来在S&ED谈的重点议题吗？
雅各布·卢：我已经在每个会议中不断提出这个议题，我必须说，去年初看起来有更多人民币浮动的迹象。我认为，有些担忧认为人民币朝着单方向调整，将成为一个吸引投机性投资的风险。我今天说的以及我们将在S&ED持续强调的重点是，如果人民币要转向市场决定，就必须能够随市场机制浮动，这也意味着不干预你所设定的范围内的浮动。
财新记者：S&ED还有什么其他议题？你认为此次在哪些方面会有突破？
雅各布·卢：我会等到7月再来谈哪些可能是突破性的议题，但在利率、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议题加强市场主导力量，都是需要有进展的部分。过去一年来，我们已有很多坦率的讨论，关于如何鼓励更多美国到中国、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如何打开我们的市场让商品自由的交易，这都是我们可以继续取得进展的领域。
我认为，S&ED成功的标志是找出哪些明确步骤可以让我们逐年朝着目标前进。7月的S&ED，希望我们会在经济问题上取得进展，在气候问题及战略领域也是如此。
【背景】
人民币汇率是雅各布·卢此行的重点议题，他在出访前公开表示将在中国行针对汇率议题施压。他认为，中国虽然在汇率政策调整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需加大改革力度，而近几个月中国的汇率改革“出现非常负面的发展”。
今年4月15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呈交美国国会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虽然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仍批评中国官方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
自2014年初以来，人民币已累计下跌约2.8%。在雅各布卢离开北京当天，美元最新兑人民币开盘价为6.2407元，较13日收盘价6.2373元继续下行。
“即使遇到挑战，对长期有利的改革也要继续向前行”
财新记者：你上次来中国是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再次造访，你有没有看到中国在这五个多月来的任何改变？
雅各布·卢：显然地，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的承诺就是引入更多市场的力量到经济的关键领域，在今天所有的会议上，我都再次听到这个承诺，没有听到任何远离这个承诺的声音。
目前的挑战在于如何履行，我今天听到数以百计的实现步骤与措施。如同我对S&ED的描述，中国必须思考他们如何朝对的方向前进，因为完整地实现措施需要一些时间，但他们也必须开始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有明显的进展。
看起来，中国官方绝对明白这一点，也正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前进，但是，这么大量的任务难以从短短的五个月看出成果。我们将继续这些谈话，当我们7月回到北京，我当然希望看到那些具体步骤。
财新记者：你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雅各布·卢：中国显然正在因应经济增长放缓的短期挑战。我今天听到很多信心，认为增长速度可以保持在目标的范围内，这与我们做的分析是一致的。
我的担心是，随着短期经济挑战的到来，可能会有些诱因导致经济改革受到推迟，而这些改革是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我认为即使遇到挑战，这些能对长期有利的改革也要继续向前行。对美国和世界经济而言，中国能有强健经济未来是重要的，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前景对自己本身当然也很重要。令人鼓舞的是，这些原则在三中全会后持续地被强调，而且是在我参与的每个会议上。
【背景】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于北京召开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并于11月15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在经济方面，强调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此外，还提到了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以及改革市场监管体系等。
国际社会对这些改革反响热烈。雅各布·卢此行与中国官员再次近距离接触，显然感受到更多中国官员对于改革的决心，特别是引入更多市场的力量到经济的关键领域。
美国经济强健复苏
财新记者: 美国最近的经济情况有些矛盾的数据。你怎么看这背后的因素？这会怎么影响你对2014年经济情况的判断？
雅各布·卢：我们对于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相当乐观，一季度是因为某些特殊情况使得经济增长有些颠簸。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寒冷且多雪的冬季，这降低了一段时间的经济产出，人们无法去上班，无法开车到商店里，因为一切都被雪覆盖着。
展望未来，我们看3月和4月，也就是一季度结束和二季度初的数据，发现许多持续过去一年强健经济增长轨迹的迹象；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略微强于我们所预期的。
整年来看，表现差的一季度会对年度数字有影响，但从核心的经济表现来看，我们认为美国正走向一个较过去几年强健的经济情况。
我们看到，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已经表现转好，但建设和住房一直比应该要复苏的速度还慢，我认为有些问题与获得抵押贷款有关。我们正在寻找这其中的原因和帮助解决这个状况。另一个原因也可能与年轻人较慢走出经济衰退，难以顺利组成家庭有关。
我认为，大部分的经济形势都显得相当正面，一旦住房和建设也恢复，将创造额外的经济增长刺激。所以，我对于2014下半年相当乐观，这也是美国大部分人持有的观点。
【背景】
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大幅趋缓，按年率计算GDP仅增长0.1%，增幅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2%至1.5%，更创2012年四季度以来的新低。
今年3月的几项最新数据，则显示了美国房市的疲软，新屋开工总数、营建许可总数皆不如预期；成屋销售较上年同期下降了7.5%，新屋销售下降14.5%。
不过，另一个经济重要指标——就业市场则表现突出。
4月失业率跌至6.3%，是2008年9月以来新低。
雅各布·卢对财新记者的解释，与美联储主席耶伦在本月7日的国会听证时的说法相同。
耶伦也认为，美国整体正走向复苏，经济放缓原因主要是恶劣气候影响。不过，劳动力市场状况虽改善，但长期失业人口及做临时工但希望找到全职工作的人口仍处于较高水平，劳动力仍存在大量闲置；住房市场表现较差——这些都显示美国经济还需要支持，宽松货币政策仍有持续的必要性。
避免下一个财政僵局
财新记者：美国政府在去年经历了停摆及减支。你认为这对美国经济及美元影响有多大？未来如何避免？
雅各布·卢：如果你看从去年12月到目前所有的行动，你会发现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步骤都是试图减少这些不确定性。我们有了两年的预算协议，债务上限或借款授权延长了时间到明年中旬；虽然有些法案仍因为政治因素捆绑，比如已经争论多年的农业法案（Farm bill）。但我认为，整体有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趋势，正在避免你描述的僵局。
从宏观经济的影响来看，财政整顿已经造成影响。上个月的就业数据显示，公共部门的雇用仅略有增长，这是一个下滑的趋势，无论是地方或联邦，而且这都只是（减支）影响的开始而已。
实际上，鉴于我们所面临的预算约束，这将不会是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但我们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步。我认为，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经济复苏，我们采取非常大的行动，包含改革我们的金融体系，然后处理赤字，我们的表现胜过许多其他国家，我认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顺序进行。我们让经济继续往前移动，恢复了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在政治混乱中整顿了财政，至少经济层面上，一切正在按正确的顺序走。
【背景】
2013年10月1日，美国新财政年度开始，由于国会中的民主、共和两党未能达成临时拨款协议，美国联邦政府进入了17年来的首次“部分停摆”，“非核心”政府部门如国家公园、博物馆、动物园等关闭，超过80万政府雇员被迫休假。
直到10月17日，在美国债务“触顶”最后期限前几个小时，参议院与众议院才达成协议，让政府重新恢复运作。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估计，美政府停摆16天，总体经济损失大约240亿美元，还让美国四季度经济增速减少0.6个百分点。另一个国际评级机构惠誉（Fitch）也于10月15日将美国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2013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为期两年的预算案，这意味着联邦政府将至少能顺利运作到2015年10月1日，两年间不再面对停摆危机。
IMF角色重要
财新记者：你在国会听证时，提到了美国在IMF的领导地位，但我们知道中国正在提出一些新的提案，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一些我们熟悉之外的多边机构，你怎么看待中国及新兴经济体提出的新举措？
雅各布·卢：在“二战”后期，我们发展对经济及金融稳定极为重要的数个多边组织。IMF处于领导地位，我们致力于批准2010年的IMF改革。地区性银行和世界银行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多边组织，已经建立了标准并确保适当的保护。
我们期待着更多地了解这些提议，但我认为这问题是他们要怎样在已经存在的多边组织上加入新的工作，还有他们要怎么建立这些组织已确立的标准，我们期待着进一步了解。
【背景】
2010年10月，G20首尔峰会提出的IMF份额改革计划，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代表性，并提高IMF的常规借贷能力。计划通过后，中国在IMF份额将翻倍至6.39%，成为IMF第三大会员国；IMF可用资金则将达到7550亿美元。
不过，根据IMF规定，增资需要经过有85%投票权的成员国同意，但仅美国一国的投票权就占17%。美国奥巴马政府迄今仍无法说服国会就此项措施采取行动，共和党人担心改革将增加财政负担，并削弱美国在IMF的影响力。
2013年以来，包含“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提案，都被视为新兴经济体寻求解套的方法。
今年4月的IMF年会， G20还首次对美国提出2014年内须批准的时间表，并表示若没有进展，将“呼吁IMF在已完成的工作上，发展其他的选择，做下一步打算”。
TPP保持开放
财新记者：TPP是奥巴马总统的重要贸易议程之一，但在去年达成协议的目标失败了。你认为主要的阻碍是什么？你对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谈判有信心吗？
雅各布·卢：我对TPP持乐观态度。我不知道本次会议能不能把事情处理完，但我们正在不断取得进展。 TPP所设立的高标准是一个大胆的新想法，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国家对这个高标准协议感兴趣。高标准是很难的，这意味着每个谈判国不得不离开他们一开始的舒适领域，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奥巴马总统的亚洲行也为我们继续带来进步。
我们已经在一些艰难的议题上有了讨论的框架，让我们从中取得进展。在所有真正的贸易谈判中，最困难的问题总是到最后才得到解决，因为每一方都想知道对方想要什么，多边对谈背后还有许多双边对谈，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过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有的贸易谈判代表将在几天后再见面，如果需要，我们也愿意再会面，让议程持续向前进，因为一个成功的TPP能涵盖全球经济这么多的利益，我们期待着它是一个开放的TPP，让所有满足高标准的国家能够参与。
财新记者：你期待中国在TPP的角色是什么？
雅各布·卢：中国至今尚未参与进来。但是，我们视TPP为一个开放的进程，所有准备好接受高标准的国家，都能参与其中。
财新记者：你认为今年底可以完成吗？
雅各布·卢：我总是不愿意设立一个时间点，但我对这个协议非常乐观，当然越快达成越好。
【背景】
美国主导的TPP是首个连接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自由贸易协议，旨在通过开放市场、促进投资、协调监管等，深化各成员国经济关系，提高贸易标准。TPP成员国GDP约占全球四成，贸易额约占全球三分之一。
目前，TPP谈判共完成19轮谈判，12个成员国包含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
美日达成双边协议被视为是TPP展开下阶段谈判的重要一步。不过，今年4月奥巴马的日本行，仍未在争议的重点议题达成协议，包括汽车和农产品的市场准入。
2014年底，美国国会将迎来中期选举。多数分析认为，迫于选举压力，美国要在贸易上进一步让步的可能性极低，TPP在今年达成的机会也更加渺茫。■
附：中美经贸旧瓶新酒
观察者言：人民币汇率问题固然是美财长访华必演戏目，推进中美双边投资谈判、测准中国经济改革步伐，才是雅各布·卢和S&ED的重点
财新特派华盛顿记者 张翃 唐家婕/文
又是人民币
流水的财长，铁打的汇率口水战。敦促人民币升值早已成为历任美国财长到访中国的必备话题。
比起盖特纳时期的美国国会分分钟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当前中美的汇率之争已经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但进入2014年以来人民币出现持续的小幅贬值，让美国又充满了戒心。
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呈交美国国会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虽然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仍批评中国官方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
前往中国之前的5月9日，雅各布·卢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直言不讳：“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最近几个月来一些非常负面的动作。”在北京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他依旧不回避： “我们在货币报告中已经说明，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的分析显示人民币是被低估了。”
“雅各布·卢这次访问中国有两个观众，一个是中国官方，一个是美国国会。他必须表现出奥巴马当局对汇率的担忧，这样当他与（贸易代表）弗罗曼（Michael Froman）走上国会（听证）时，他能说，你看，我们正在努力。”曾任美国助理财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保尔（Gary Clyde Hufbauer）说。
汇率在华府政治中成为一个被过分夸大的话题，这点在华府的中国观察者中无甚异议。
“人民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代名词，他们（美国政府）说人民币的时候其实指的是中国的经济政策。所以人民币总是被看得很重。”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
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人民币其实已经没有低估。如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凯斯勒（Martin Kessler）和苏布拉玛尼安（Arvind Subramanian）今年5月1日就发表了一篇博文称，以世界银行最新计算的购买力平价（PPP）指标为依据计算，“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说，人民币现在价值是比较公允的，这和2005年的时候有很大区别，当时人民币低估近30%。”
美国的中国经济观察者，对于今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小幅走弱，一开始也都表示理解：中国人民银行想要打击汇率投机者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我认为是可以解释的，这是走向国际化的一部分，而这个进程还会持续。”彼得森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拉迪（Nicolas Lardy）对财新记者说。
但今年一季度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公布后，给了华盛顿的人民币批评者们一个不大不小的“把柄”。
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激增1290亿美元。“这说明央行的干预非常重，要压低人民币币值。”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说，“中国又有一个很大的贸易顺差。所以，很明显，如果中国真的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人民币应该是升值的。”
“人民币缓慢升值是一回事——而美国也老是批评中国人民币升值不够快，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但人民币贬值就是另外一种政治气氛了，这迫使美国财政部要对中国更加批评。”史剑道说。
今年11月，美国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的三分之一席位进行改选。中国“操纵货币”，很容易成为选战中的炒作题材。虽然当前俄罗斯可能更吸引人注意，但如果两党选战难决胜负，中国会是议员们“爱不释手”的靶子。
中国早已深谙美国政治选举年的各种噱头，自不必有过多不适反应。
当前，美国国会可能也就是挥挥拳头，但奥巴马政府不会打算采取任何惩罚性行动。不过，史剑道建议，长期来看，中国更明智的策略，还是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更敏感”一些，没必要在美国政坛“招致恶意”。
“第二次入世谈判”
如果雅各布·卢许愿为中美经济关系留下什么长远遗产，那应该是中美的“双边投资条约”（BIT）。
2013年的S&ED，也是雅各布·卢的第一次S&ED，中方表示同意与美国进行BIT的实质性谈判，实在有点让美国喜出望外。
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市场，特别是服务业市场，始终是个撬不开的核桃，BIT有望打开中国国门。因此，去年的S&ED结束后，美方的官方声明将BIT列在了第一项，并明确称该谈判为美国的“优先重点”。
中国进行BIT谈判有自己的考虑。“希望美方采取切实措施放宽民用高技术物项对华出口，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公平竞争环境。”李克强5月13日在北京会见雅各布·卢时说。
“由中美 BIT 引发的制度变革，可能通过溢出效应，为中国国内监管架构和治理产生深远影响。”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张生，2014年1月发表于哥伦比亚大学维尔国际可持续投资中心“哥伦比亚国际投资展望”的文章中说。BIT有可能成为中国加速国内FDI制度改革的外力，因此也被称为“第二次入世谈判”“世纪谈判”。
另一个让中国对BIT重燃兴趣的因素是日本。
日本在2013年宣布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谈判，若谈成，这个涵盖亚太地区12个国家（后续还可能吸纳新成员）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包含世界GDP的40%和世界出口总值的近三分之一。
TPP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经济支柱，中国却未被邀请参加，不免感到压力。
“TPP谈判和BIT谈判是直接相关的。”史剑道说，“中国只有在TPP马上就要谈成的情况下，才有动力（加快BIT的谈判）。”而目前，日本和美国的TPP谈判，在农产品和市场准入的问题上胶着不前，加之美国国会未对政府授以“贸易促进权”（TPA），即便谈判完成TPP可能也会遭国会阻挠，前途未卜。推动BIT谈判的政治这把火，不免降了温。
不过，在经济学家眼中，谈成BIT中国会是更大的受益者。“因为这样的谈判中，往往是原本对产业保护更大的那方能收获更大的经济利益。”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说，“我想中国当然有一些既得利益，所以不是很想这样做，但是它最终是对中国经济有益。对美国经济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美国经济本来就已经很开放了。”
“球在中国这边。”杜大伟认为，这个谈判的主动权还是在中国。“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提出一个小范围的（投资）‘负面清单’。我想美国对这个BIT谈判是很认真的，所以要看中国。”
不管怎样，BIT的谈判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入世谈判消耗了两国经济领导人巨大的体力、脑力和政治资源，BIT的谈判注定需历经磨难。
“中美分别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突出，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是美国巨大的市场机遇。中方愿与美方拓展贸易投资、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领域务实合作，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李克强在北京给了雅各布·卢一个颇为坚定的表示。
测速改革
雅各布·卢此次来华，另一任务就是探探中国经济改革的水温。十八届三中全会承诺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否正在落实？
上述承诺在2013年11月公布后，引发外界的巨大兴趣。“美国这里一开始的反应是挺正面的，三中全会《决议》表示中国要朝向市场经济迈进，要进行户口改革，农村人口可以搬到城市，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杜大伟说，“我担心的是，改革的落实看起来相当缓慢，所以我想今年的对话中美国会鼓励中国加快改革步伐，因为这些改革是中国自己的计划，这对中国经济有益，对中美经济关系有益。”
美国在提请中国加速金融改革时可能会提出一长串愿望清单，包括外资银行市场份额扩大、改革中国金融支付体系的垄断、资本项下开放等。
在史剑道看来，这是美国政府不善于与中国谈判的表现。“总是拿出一大堆问题来谈，不知道哪个更优先，这样什么都谈不好。”
中方经常提到的“民营企业能够与国企更好地合作”，作为改革进步的证据，很可能在美国人的耳朵里恰好起到反作用。“我们希望看到民营企业跟国企竞争，不是合作。”史剑道说，“所以美国想要推动的不仅是改革，而且是具体的某种改革。”
上海自贸区作为改革新窗口的举措，一度让外界充满期待。但至今，美国的观察者们失去了热情。学者们认为，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全国性的改革。
“中国已经过了那种搞一个‘区’就释放出重要信号的阶段了。”史剑道说。
在史剑道看来，经济增速放慢本身既不见得是坏事，也不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刹车的直接原因，因为中国总体增速的放慢“似乎没有造成多少就业方面的压力”，因此也不构成巨大的政治压力让政府保增长而怠改革。
“显然地，三中全会一个重要的承诺就是引入更多市场的力量到经济的关键领域，在今天所有的会议上，我都再次听到这个承诺，没有听到任何远离这个承诺的声音。”雅各布·卢说，中国的领导人们没有改变计划。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时提出要“适应新常态”，引来不少解读，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完全可以接受GDP增长速度放慢的现实，不会因此就放弃结构性改革。“这是鼓舞人的。”杜大伟说。
中美“可以共事”
S&ED及其前身战略经济对话（SED）已经走到了第九个年头。期间中国从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口和外交口官员相互建立了常规性的工作联系。
难免，这个年复一年的常规动作产生了审美疲劳，有批评称S&ED过于注重过程，而缺乏实质的成果。
“这已经成了一种政治剧场。”史剑道说，“从经济角度说，我看不出S&ED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美国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中国通报，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向美国通报。他们只是把同样的问题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说。”
但还是有人认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串门，有重要意义。“因为双方可以在一个比较高的级别来讨论一些战略性的问题。”杜大伟说，“这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它们应该有关于自己各自结构性改革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这些改革，会比各自独自行事取得更好的结果。”
一位曾参与S&ED能源合作方面工作的美国学者，曾在一个会上说，当她见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能够与美方官员谈笑风生，她觉得，“中国政府官员是可以共事的。”这打消了她对这个官方意识形态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国家的诸多顾虑。
S&ED要持久发热，仍需要更多制度上的支撑。2014年2月，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发布报告，要求日后对S&ED中中国做出的承诺有更好的后续跟踪，记录进展。自2007年以来，SED和S&ED中，中国做出了114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承诺。令GAO不满的是，美方没有任何一项文件来追踪中国的落实情况。
同样，美国的承诺和落实情况，中国也该有数。
而真正共事的基础，则在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乃至基于共同利益的信任。但中美之间产生真正的互信，只是“可欲而不可求”。
正如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在5月5日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讨论会上说，美国说“重返亚洲”战略不会限制中国，就像中国说自己的崛起必然是和平的一样，总不可能得到对方的全部信赖。
“这两种叙事永远也不可能调和，”斯坦伯格说，“我们得接受这个现实。”
因此，中美两国的外交战略家们需要的，就是在接受双方有较大程度的互不信任的前提下，设计出某种国际关系机制，将冲突升级的风险降到最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