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干预”、“垄断”的指责在中国银行业头顶长期阴云不散，不过随着外部经营环境恶化、盈利压力加大，商业银行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地寻求市场化改革。

在5月20日交通银行2014年中国经济论坛上，交行董事长牛锡明做出了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倡议，并坚持国有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形成董事会运作相对独立制衡的运作机制。

“尽管现在银行有混合所有制之名，但尚未有混合所有制之实，离充分市场化、商业化的现代银行机制尚有差距，”他说，“公司治理上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自主决策不足，需要改革加以完善。”

行政力量的干预

截至2013年末，在交通银行的股权结构中，国有大股东持股仅26%，汇丰持股19%，社保基金持股13%，企事业单位股东持股6%，其他股东占股45%。这样的结构看起来很均衡，已经初步出现了混合所有制的特征。

从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角度观察，股权结构也普遍实现了多元化。2004年至2010年，国有大行陆续改制上市，成为社会资本、外资战略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契机。目前上海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东莞银行、成都银行等十多家城商行、农商行正筹备A股或H股IPO，届时可能进一步影响银行业整体的股权结构。

当然，国有资本始终维持主导地位。华泰证券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有以下几种股权结构：城商行多为地方国资控制，以南京银行为例，南京国资委通过南京紫金投资和南京高科就控股南京银行23.96%的股份；中央国资控股，五大行大部分股权被中央汇金和财政部掌握；民营资本主导较少，主要以民生银行为代表。

行政力量对银行业经营的干预更多地隐藏在股权结构之外、经营机制之中。博鳌论坛期间，中央汇金副董事长李剑阁就曾点名列举了几个“怪现象”。例如在部分大型银行，监管层列席董事会参与决策，造成权责不明；四大银行高管多以下一步走上正部级为目标，对银行的激励机制也不那么在乎。

压力之下的转型

“对金融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我现在没有概念，”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曾在同一场合坦言，“就四大国有控股银行来说，至今为止还是国家控制比较严格，他们（管理层）毕竟还有行政级别，没有完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大连银行行长王劲平近日也在公开场合称，作为该行的实际控制人，地方政府迄今对银行的人事任命和企业发展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呼吁，政府的股份应该退出城商行，将资源交给市场。

机制痼疾存在已久，为何现在急于市场化？行业人士普遍归结于新一轮经济周期下前所未有的经营挑战。牛锡明称，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行业准入放宽、互联网金融崛起等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已经并将持续面临存款增长放缓、利差进一步收窄、风险压力上升、资本补充压力加大等一系列压力。

2013年，16家上市银行平均净利润增速不到13%，虽然没有如外界预期的告别两位数增长，但也较上一年下降4.5个百分点。牛锡明预测，未来五年银行业的年均增速可能下降到与GDP增速差不多的水平。

牛锡明的“药方”

“深化混合所有制是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商业银行应对外部挑战的必然选择、有利于激发银行内部的机制与活力，”他说。

如何在股权结构相对均衡的情况下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内部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协同、刺激银行业发展的活力，牛锡明给出了一张详细的药方。

他首先建议，在坚持国有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应该形成董事会运作相对独立制衡的运作机制，落实董事会选人用人、考核奖惩和薪酬分配权。具体包括，落实董事会选人用人、考核奖惩和薪酬分配权，让董事会在战略管理、高管人员管理、薪酬管理和业务风险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发展目标责任制、风险管理管控责任制、和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机制，让管理层在业务管理中担当最大的责任。

其次，应推进子公司制、条线事业部制、专营部门制和分支机构制度改革，深化总行事业部制改革，这也是交行、民生、平安、招商等多家上市银行去年以来积极推进的。牛锡明还提出，可以探索子公司治理机制改革和设立合资经营的信用卡公司，尝试设立合资经营的私人银行公司。

第三，建立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的业务机制和薪酬机制。通过激励机制的建立，银行经营管理层可与公司、与资本所有者绑定为利益共同体。他建议建立高管长期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对高管人员奖励股份，建立激励基金计划和退休保险计划，

这一方面交通银行已经开始了尝试。据交行公告，5月13日、14日，包括董事长牛锡明、行长彭纯在内的13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入该行A股股票合计56.31万股，斥资210万元，并自愿承诺将所持股份自买入之日起锁定三年。

第四，应给银行简政放权、落实银行的自主经营权，让银行真正成为经营决策、承担责任的主体。建立和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管层的授权经营体系，监管上探索混合所有制银行的监管体系；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法律法规无明文禁止不可为，没有禁止即可创新；探索监管与国有资产管理一体化的运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