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美国次贷危机和2010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两次来自西方资本市场的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打击不小，美联储大力推出三次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购买和房地产有关的债券，挽救资本市场持续恶化，连续三年3万亿美元基础货币的投放，使美国经济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但是，资本市场内在的危机，促使不少的学者，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开始审视西方社会的资本市场制度和社会的经济制度。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学者对世界普遍推崇的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对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尤其是对中国近三十年经济连续高速的发展羡慕不已，他们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制度，认为中国推行的经济制度，是吸取了亚当•斯密资本主义的精华，这种模式比西方现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更合适经济发展。他们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对经济发展有许多的不利因子，比如资本市场内在不稳定和危机的必然。

其中有一派理论认为2040中国的经济将占世界经济的40%，将大大超过美国和欧洲经济。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福格尔（ Robert W.Fogel ) 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预测204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123万亿美元，人均GDP将是85000美元，也是同期美国GDP的三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我们对福格尔的预测结果当然不能完全怀疑，他是根据这几十年中国GDP增长的平均值来预测的，是有理论根据的。因为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又是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福格尔的文章很受西方知识界和政府官员的重视。在他的预测中，福格尔假设中国未来30年的GDP增速每年以10%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每年10%的增长速率过于乐观。中国政府本身调低了今年的GDP增速。如果以7%的增速来计，那么2040年中国的GDP也将超过美国近8万亿美金（假设美国的GDP每年以3.6%的速度增长）。

假如2040年中国的GDP超过美国，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制度战胜了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实，衡量一个经济制度的好坏，不能用单纯的GDP，还要用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GDP高，是否意味着民众的生活整体上要幸福？这里有一个公平分配问题。

从产值和货币存量上来讲，2040年的中国也许会超过美国。但用公民享受的教育，医疗，文化，安全等等公共福利来讲，我们恐怕离西方国家还有不小的距离，很难马上超过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教育，医疗，文化，安全，这些“软指标”都是GDP不能直接反映的，但它们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GDP高，不一定就有良好教育、医疗、文化和安全环境，这里主要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和政府决策过程的合理问题。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不小，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所以，中国GDP高速发展的同时，少数人财富占有的比例在不断增加，多数人其实是在相对变穷。我们需要对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中的分配问题仔细研究，不断改进，避免更进一步收入的两级分化。

GDP不能衡量另一个重要社会指标，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民众的政治权利。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如果政府各级官员权利没有相应的监督和法律约束，市场寻租权利，官员很容易以权谋私，腐败会很严重。这也极大的影响经济长期发展。如果各级政府没有一个合理的决策程序，没有相互制约的决策监督制度，那么当政府作出一些重大决策时，就会缺少科学性论证过程，没有相关部门来论证和否定不合理的决策。这样下去，国家经济也许短期内的发展速度很快，但长期充满了极大风险。就以上世纪9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垮台，近期的阿拉伯之春来说，这些国家体制的巨大变革给经济带来极大的伤害。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GDP增长速度一度也很快，达到百分之十几，到了60年代，由于不停的政治斗争，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艰难。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思考。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29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的经济萧条，也引起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普遍怀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当年大经济学家凯恩斯( Keynes) 到苏联访问了一段时间，居然没有对当时集权专制的苏维埃经济制度提出怀疑，尽管他本人深信自由主义。深得美国总统欣赏的财政部高官，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因同情向往社会主义，也曾被怀疑苏联间谍遭到起诉过。倒是乔治•奥威尔，因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领教过集权制如何欺骗民众，给社会带来灾难的，在他两部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中，向世人告诫了集权制社会的危险和残酷。信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改良社会经济制度的建议，鼓励提倡政府加大投资，推出积极货币政策，稳定资本市场，扶持实体经济。这些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政策，让西方资本主义不可医治的经济危机得到治理，使自由资本主义有了这百年的稳定持续的发展。反而，以公有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僵化，经济停滞不前，到了90年代，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发生政治变革。相反，中国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大幅度改变大锅饭式的经济分配制度和劳动制度，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释放，全社会生产短时期快速发展。这些历史事实向世人已经证明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需要不断改进完善，只有这样，才能给社会带来经济的长久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