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筹建亚投行;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截至2015年3月31日，已有30个国家获准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3月31日，亚投行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了第三次筹建谈判代表会议，并《亚投行章程(草案)》修订稿进行了讨论，各方计划于2015年6月商定章程终稿并签署，亚投行正式成立时间约在2015年年底。

　　促进亚太经济发展

　　金恪投资控股集团分析师认为：亚投行的建立，极大的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能力。在亚投行的运营模式上，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为“大互联网金融模式”。在该模式中，以中国，英法德瑞士等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为代表的“投资方”，很有可能因为国内投资项目饱和或投资成本过高而出现“有钱无处花”的局面。

　　另外一方面，亚洲还有许多迫切需要资金进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以带动国内资源有效利用的国家，他们是平台中具有非常优质素质的“借款方”。相对于自然借款人来说，以国家为单位的项目多为具有极高价值的资源，在偿还能力上基本无需担忧。在风控环节，各国都会有最专业的部门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项目信息也更加的公开和透明化。

　　而亚投行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互联网金融平台和第三方资金平台的融合角色：审核所有设标信息，确保设标国家(即借贷人)在借贷资金后能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资源的高效开发和利用，既能加速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又能创造出绝对利益足够支付债务和利息，并通过各个成员国强大的资产担保保证投资人的绝对利益;而所有资金流动，是以亚投行为一个资金托管平台，所有资金均需流入亚投行，然后由亚投行再流出(即第三方资金平台)。

　　金恪投资控股集团分析师进一步阐述：作为亚投行成立的反对方，美国首当其冲，利用各种舆论向同盟国和西方国家施压，为什么呢?首先，长久以来，亚洲国家多作为高储蓄经济体存在，通过将创造出来的经济放贷给西方国家赚取小额利息。这是一种高风险低收益的模式，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西方国家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却是亚太地区。作为投资方，亚太地区国家只能赚取等同于储蓄的收益，却要承担类似于民间借贷的风险，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买单。

　　亚投行的建立，则将亚太地区所创造的经济重新投入到亚太地区的建设中来，形成具有良性流动的资金链，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其次，美国作为借款方，长期以来掌握着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动权，亚投行的成立使得亚太地区的经济极大程度的脱离了美国的控制，在帮助亚太地区夺回经济主动权的同时，增强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国际形象，对美国无疑是一种威胁。

　　同样的，对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而言，加入亚投行也能够弱化美国对其国家的经济影响，增强其经济所能创造的价值，因此尽管美国百般阻挠，仍无法阻挡亚投行成立并吸纳更多国家加入的洪流。因此，其转变态度，提议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合作，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妥协。但不管怎样，作为亚投行的发起者，中国在这场“大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博弈中，已经走在了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