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贸易战第一轮磋商的告一段落,中兴通讯事件的热度虽然逐渐褪去,但由此引发中国集成电路(以下简称IC)企业如何走出一条自主可控的发展道路的讨论却是方兴未艾,不断升温。日前,我参加了由《信息安全与通讯保密》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网络安全与信息产业峰会”,与倪光南、沈昌祥和朱中梁院士以及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知名IC科技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无论是学界泰斗还是企业精英,大家都对中国大力发展自主可控芯片战略表示了赞同,充满了信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其中两个关键环节,即政府作用和产业生态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这两点处理不好,不仅将影响自主可控战略的落实,甚至将对国家实力综合全面发展造成破坏。

　　一、政府作用

　　(一)政策引导

　　19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国政府真正开始重视IC产业。近些年为了以国产化替代,自主可控为目标驱动行业发展,中央和各地政府更是密集出台了众多的IC扶持政策。

　　而伴随着政策落地,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IC企业在利用国家政策方面形成了两端庞大的畸形模式。一方面,一些大型国企拿到了巨额资金,大举投资,全球并购,土豪式的发展模式给国外同行造成恐慌,也被别有用心者加以利用,让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科技威胁论甚嚣尘上,同时也没有对行业发展起到足够的正向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全国各地跟风兴建IC产业园,从2015年到2017年,短短2年时间涌现出数百家IC设计小企业。不可否认,行业如荼的发展需要新的血液融入,但是作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集成电路来讲,技术、人才、资金、时间的聚集才会有质的提升,大跃进的模式只会造成短期的虚假繁荣。

　　平心而论,我国中等规模的民营创新企业,才是行业发展的生力军和先锋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企业有能力有基础,愿意尝试突破,做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可是,由于缺乏政策引导和政策性资金倾斜,这些企业也只得从市场角度和投入产出来决策自身发展方向。对于大资金投入,回收周期漫长,但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品,被迫放弃,转而杀向低端消费类电子行业。多家公司蜂拥而至,进行价格碾压。这种竞争的结果就是大家没有利润留存,没法进行技术升级,逐步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兴通讯事件后,国家迅速出台了大量刺激鼓励发展IC企业的政策,但如果处理不当,一拥而上,影响了其他同样重要或亟需改善的核心行业发展布局,那么美国当年利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前苏联的风险就会增大,星球大战有可能变成芯片大战。

　　这种现象的形成,究其原因就是行业主管机构没有掌握芯片产业的全貌,不清楚国内设计行业的优势兵力布局,梯队组合情况。不完全清楚国外哪些公司、哪些产品,哪些技术在我国的哪些核心部门应用、量有多大、市占率是多少。即没有清晰明确的产业地图,做不到知己知彼,全局掌握,从而无法制定统一的策略。

　　政策应该干预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国产化替代是漫长的道路,尤其对难度大、准入门槛高的产品,靠自有资金投入,靠市场盈利导向,企业根本不会去做。因此行业主管部门应该按照芯片的种类、重要性,海关统计的进口数据等,采取定点项目连续支持的方式,有针对性的扶持有基础的企业去深耕。同时,企业也要签订目标责任书,采取阶段性验收。当然,前提是在充分分析国外产品和国内企业的基础上,企业和政府进行双向选择,而对于结果则不用担心,因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二)人才政策

　　IC产业是技术高度密集型行业,必须要有针对性的人才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制定,靠企业自发组织难以实现,也只能依靠政府的先期引导和持续支持。目前国内各行业收入结构并不合理,互联网和金融从业者收入偏高,芯片等硬件行业难以吸引优秀人才,相关从业者甚至羞于谈及自己的工作,薪资回报及职业荣誉感低的可怜。而另一方面,IC人才缺口较大,按照我国产业机构和规模来分析,其中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尤为短缺,如:产品定义的高级人才、产品线管理的高级人才、质量控制高级人才、管理跨国团队的高级人才都严重不足,这也是造成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落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两相叠加,更突显了人才缺乏的问题,也体现出政府制订相关吸引人才政策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这一方面,不仅需要做好前端人才培养工作,弥补高校或者职业化教育的短板,更需要各级政府对国内外人才研拟实施栓心留人的政策。比如芯片企业通常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政府可以通过住房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把发达地区高额生活费用的挤出效应减弱,既解决现有人才的后顾之忧,同时对未来人才吸引形成示范效应。

　　二、产业生态

　　前段时间有关倪光南院士的文章“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讲述的就是电子信息产业基础生态的建设问题,而这也是此次施院士发言的重点,而一个健康产业生态的形成,对中国IC企业尤为重要。

　　(一)产业投资

　　摩拜、美团等商业模式创新的公司,以令人砸舌的估值转让股权,大量的钱投向很窄的赛道——商业模式创新里,消耗了创投行业宝贵的资金以及社会资源。因为创投行业总是希望投资迅速见效,资本的趋利性自然巴不得几个月培育成熟一家企业,最短的时间就能上市。而与此同时,大量技术创新类企业却或嗷嗷待哺,或遍地哀嚎。芯片行业产生的是平均利润,不产生垄断利润,同时,行业投资回报周期较长,风险较大,因此PE/VC投芯片企业的意愿不够强烈。可无论投模式创新,还是投技术创新,反映的都是投资界对于短期回报和长期回报的不同看法。创投界有很多IC领域的专家人士,对技术本身不应该恐惧,而随着国家政策更加理性的倾斜,希望资本圈重拾对芯片产业的信心。投资赚钱固然重要,但沉下心来坚守价值观更重要,坚守总能获得回报。

　　(二)产业结构

　　从产品结构角度来看,国内芯片大部分集中在电源、逻辑、存储、MCU、半导体分立器件等中低端产品。在对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的通信、工业、医疗等大批量应用中,国产芯片距离国际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规模FPGA、高速高精度ADC/DAC等核心领域,还完全依赖国外供应商。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高端芯片研发制造的门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相关行业上下游企业图省事,抄近路的经营理念以及缺乏国家政策补贴所致,在国产芯片和国外芯片,在自主可控技术和国外引进技术的对比中,只关注国外引进产品当下的好用,而不关注自主可控技术从能用到好用,也需要整个产业链和国家的支持。而这一点在美国大型科技类企业以及大财团在全体积极响应特朗普政府对华制裁政策的做法中,对比更显突出。

　　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需求国内自给率仅为38.7%,进口额超过2600亿美金,集成电路的贸易逆差在2017年再创新高,达到1932亿美元。2018年集成电路进口金额更是持续大幅上涨,第一季度进口金额达到700.48亿美元。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我国IC产业与美国、欧洲、韩国、日本相比差距巨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下游的制造业和自主品牌发展迅猛,世界市场份额不断向中国品牌集中所致。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果自主可控芯片还无法弯道超车,形成健康良性的发展态势,我国还会维持集成电路高进口额的趋势,科技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咽喉,仍然会被别人紧紧扼住。

　　当然,所有的要素都是外因,最终的化学反应都要依靠我国IC企业和企业家来实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越是在需要突破困境的时期,越要呼唤企业家精神,越要呼唤家国意识。作为企业的领头人,行业的尖兵队,希望广大中国IC企业和企业家,背负民族兴亡的使命,着眼长远,不畏险阻,礼贤下士,荣誉与共,和政府、人才以及投资者一起,像阳光、空气、土壤和水分一样,让中国自主可控芯片产业大树健康茁壮成长!

　　作者简介:

　　李雨桐,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学博士,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届香港特区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澳门新纪元研究中心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