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最核心的目的是找出一个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根本重要因素，目前人类已经诞生了三代经济增长理论，有众多的经济学家参与其中，但客观说，决定经济增长的那个根本重要性因素并没有完全被找到，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对现实的经济增长也不具备太多的指导意义，也很少见到有政府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制定经济政策。
现代宏观经济学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创立的，因此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也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但投资主要靠什么，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给出了答案，认为储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认为经济增长率决定于储蓄率。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者是英国牛津大学哈罗德教授，此人同时也是凯恩斯传记的作者。哈罗德提出的第一代经济增长模型，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哈罗德-多玛模型，因为美国经济学家多玛在他的论文中也提出了类似模型。
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将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归结为储蓄，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储蓄是不是越多越好，储蓄率到底是多少最为合适，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如果一个社会储蓄率过高的话，那么便会导致“经济动态失效”现象，降低了人们的长期福祉。他通过模型计算出了出了决定经济增长黄金储蓄率水平，菲尔普斯也因此获得了200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告一段落。
其实第一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更多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增长并不靠储蓄和投资，而是靠技术。而且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主要靠资本积累，则会出现随着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最终增长也会停滞，因此将技术因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非常重要，这就是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索洛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计算方法，他将由技术进步引发的经济增长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形生产要素的增长的那部分，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增长 。索洛本人也因此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第二代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确定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重要性因素后，一个新的疑问就随之而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进步从何而来，这一疑问也造就了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解决的就是经济体系内部是如何产生技术进步的问题。最早解决这一问题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罗，他提出了“干中学”模型。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在实践中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也就是说技术是人才在“干中学”中获得的。阿罗也在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也是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当时才51岁。
既然阿罗提出技术进步源于“干中学”中的知识积累，那么知识积累为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则是由保罗·罗默解答的，他认为知识有别于其他的生产要素，知识具有溢出效应，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边际递增的，他以知识的边际递增为基础构建了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中也称之为“内生增长模型”。另外卢卡斯还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了技术进步的原因，认为人力资本变化率代表技术进步率，人力资本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使资本的收益率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保罗·罗默因为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201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也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此人类对经济增长的探索就到此基本停止。
当人类对经济增长的探索止于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人类就真正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了吗?技术、知识和人才就是人类经济增长的终极秘密吗!当今社会日本是一个技术大国，每年创造着几乎全球最多的专利，但日本为何长达二十年经济停滞，如果说人才与知识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重要因素的话， 那美国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创造着最多的知识，聚集着全球最多人才，那美国近年为何又被中国迎头赶上，甚至实现了局部超越呢。人类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其说是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本质，不如说是用极其复杂的模型解释了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常识而已。
而在我看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根本重要性要素的探索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可以顺着第三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成果继续追问，人才和知识就一定可以产生技术吗，这里面也欠缺一个最重要的要素——资金。如果没有资金去支持这些人才去研发，他们也就没有“干中学”的机会，技术也就不会产生，人才在运用自己的知识创造技术时都是需要资金投入的，因此我提出了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
在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这个国家在创新领域聚集的资金规模，特别是股权投资行业聚集的资本规模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比人才和知识更重要。一个国家用于创新的资金越多，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就越强，技术进步就越快，经济增长也就越快。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检验中国美国日本的话，就可以非常容易发现这三个国家兴衰的真正原因了。以VC投资为例，2019年日本的VC总规模是30亿美元，美国的VC总规模在900亿美元，而中国一个政府产业基金就上千亿，中国国内做VC/PE的基金远远超过美国，也就是中国用于支持创新的资金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这也是近年科技能够崛起的原因所在。当然我的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也绝不是止步于此。
我们还应该继续追问，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在创新领域聚集最多的资金呢，为何在中国，支持创新的资金突然多了呢，这才涉及我的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最核心的问题。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一个国家较高的货币利率才是决定一个国家资金向创新领域聚集的核心因素。这也是我的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拥有大量资金的，美国拥有的资金显然也比中国更多。但资金的多少并不重要，资金的流向才重要，那是什么决定资金的流向呢，那就是货币利率，我在我的著作中称之为“利率指挥棒”。资金在利率指挥棒的指挥之下流动。高利率有利于社会资金涌向金融投资，低利率则有利于社会资金涌向信贷消费，一个国家只有在比较高的货币利率情况下，民众才愿意将资金用于投资理财，因为只有高利率环境才可以为投资资金提供高额回报。有了高额回报做诱饵，金融机构才能比较容易募集到资金，而整个金融行业的利率水平又是由央行的利率决定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支持创新的主要是股权投资机构，他们的资金也主要来源于其他金融机构，也受到金融利率的影响。高利率环境可以金融机构更好的募集资金，股权投资机构有了资金才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创新。
近年来中国的货币利率几乎是全球最高的，所以中国的金融是最活跃的，中国的股权投资机构募集的资金总额也是全球最高的，再加上高达几万亿的中国政府产业基金的支持，中国出现全球最火热的创新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历史都是惊人的相似，中国和美国创投行业的崛起都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实现的。在美国，创投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行业，美国创投行业的崛起，源于里根时代的高利率，中国的高利率环境源于李克强总理时代的高利率，但这两个时代都不是有意为之，都是防通胀的结果，美国当年实行高利率，是因为滞涨，中国实行高利率也是因为美国实行量化宽松后的资金外溢引发了中国的通胀。相反美国和日本的创新衰落也是惊人的相似，都是受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日本从互联网时代就开始落后于世界，日本纵有世界上最多的专利，但这些专利没有创投资金的支持，无法实现产业化，同样一个专利在中国的售价远远高于日本。美国是从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始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美国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是全面落后的，这不是美国的人才不再具有创新精神，而是美国不再有那么的创投资金去支持他们。相反中国的头部创投机构很多用的是美元、欧元的资金。
其实这还不算完，我们还需要继续追问，一个国家能否实行高利率，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根据我的研究，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是由政府债务决定的，一个国家能够实行多高的利率，主要却决于政府拥有多少的债务，政府的债务越高，其利率必然越低，政府债务越低，则可以实行的利率越高，我将之称为“政府债务是金融利率的天花板”。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债务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对央行利率进行了“锁定”，当然这种锁定是一种“低利率锁定”，当前日本和美国都面临着这种由政府债务引发的央行低利率锁定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央行稍微加息，政府债务都会有崩盘的风险，为此央行都毫无办法，现在日本实行了二十多年的零利率，就是因为日本政府债务最高，美国也基本上这样，其他国家也在步美日的后尘。
那我们还要继续追问一个国家的债务是由什么决定的，其实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决定的，一个国家政治生态越不稳定，其债务就越高。无论是十年前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还是常年债台高筑的日本都是政治生态极其不稳定的国家，政治生态不稳定就会导致政客过于追求短期利益，国家过度负债也就成为了必然。当然除了政治生态的因素之外，关于政府负债的原因还有很多，因为现在政府高负债几乎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共同问题，几年前我就提出了“新财税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就是探讨政府负债的原因、后果以及解决方法，我在本文中的部分思想也源于当年“新财税经济学”中的研究。
其实于政治生态密切相关的是“经济政策偏好”，在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中，还提出了“经济政策偏好”的概念与理论。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偏好，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偏好又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即使在相同的政治制度下，西方多党制国家也会因为党派多少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生态。中国与美国就是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态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比如中国更倾向于防通胀，控制政府债务，控制经济泡沫式增长，美国则喜欢低利率，低税收，几乎从不控制经济泡沫，中国喜欢将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美国则喜欢将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喜欢政府干预，美国则倾向于放任。当然这两种由政治生态导致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经过长期的发展，其经济也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局面。关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成功，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也试图给出解释，比如倾向于自由派的学者认为是市场化的成功，新制度学派的张五常则认为是“县域竞争”的成功，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则认为是“政府激励”的成功，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学派。而我则认为从“经济政策偏好”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更为合理，中国的经济经济偏好，决定了中国可以实现稳定连续的发展，这种稳定连续的发展是一种复利式增长，即使很慢，长期积累起来也会形成经济增长奇迹。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其实一点也不低，经常可以达到3%以上，再加上他们基数很大，所以他们每年的经济增量很大，如果他们可以稳定增长，只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可连续，至今从来没有摆脱过“朱格拉经济周期”，很难实现复利累积式的增长，再加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后一击，其衰落之势，自然难以避免了。而中国目前政府债务还不算太高，还具备实行高利率货币政策的空间，这也符合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好，所以中国经济未来的创新与增长还是可期的。
行文至此，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一个疑问，我所主张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主张高利率的，这与传统货币理论正好相反。传统货币理论不是一直主张低利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吗，从传统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到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都是主张低利率的，难道传统理论都错了吗?在我看来传统理论确实有巨大缺陷，只是在以前的经济环境中表现的不明显而已，因为在以前的经济生态中还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创投行业并不存在，融资工具也不够丰富。
而且在传统的货币理论模型中，只有货币发行机构和实体企业两个主体，而忽视了金融机构的存在。而金融机构才是决定资金供给的关键因素，没有金融机构的参与，央行发行的货币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实体经济，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与活跃程度是依赖于金融利率的，金融利率越高，金融机构的活跃性活跃性越高，他们也更愿意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任何货币政策要想成功就必须与金融机构实现激励相容，否则必然是失败的。量化宽松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与金融机构实现激励相容，反而因为低利率摧毁了金融机构。传统货币理论是一种需求侧思维，我的新货币理论是供给侧思维。
其实，关于传统货币主义的缺陷，一些专业的金融学家都有所发现，比如美国凯恩斯学派的金融学大师明斯基就曾经批判弗里德曼忽略了信贷市场，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在一场演讲中将货币学派的这一缺陷称为“货币主义的贫困”，可见人类下一次经济学革命将以批判货币学派为出发点几乎成为共识，就像当年货币学派靠批判凯恩斯主义而崛起一样，至少目前人类有三大学派是这样做的，这三大学派分别是 L.兰德尔·雷 的现代货币理论学派、帕特里克·博尔顿货币股权理论，以及我的货币利率决定创新增长的理论。在这三大学派中，我对货币主义的缺陷的揭示，可能更加深入，我曾经对货币主义提出了“四大批判”，首先弗里德曼研究美国货币史，但不研究利率这一重要的货币现象，其次，弗里德曼只研究货币，不研究金融机构，第三、弗里德曼在批判凯恩斯经济学时，提出通胀是因为投资过度造成的，后来却从没有从投资的角度总结认识通胀，而是又将其归结为货币政策，第四、弗里德曼研究货币发行问题，却不研究货币流通速度问题。我在揭示货币主义缺陷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金融理论体系，其结论与货币学派坚守的货币数量说是完全相反的。货币数量说只能解释通胀，而货币利率决定论则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同时我还在我的货币理论中重构了对通胀以及货币汇率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通货膨胀的方法。也就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还对货币主义的贫困处于“发现”阶段时，而我在几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一套解决了货币主义的贫困的理论体系，这套体系也是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部分。
总之，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关乎经济增长的单一理论，而是一个涵盖货币利率、政府债务、财税改革，金融投资，实体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在这套理论体系中，可以通过环环相扣的逻辑打通这几个原本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将其合为一体。当然本文限于篇幅所限，只能是简约的讲述第四代经济增长的核心逻辑，更加详细的内容则在我的《诞生在中国的经济学》著作中有详细表述。
与前三代经济增长理论不同，我的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并不是由一个数理模型或一个统计实证构成的，而是以“逻辑链”的形式存在的，在这条逻辑链上会存在不同的节点，只有把每个节点都打通了，才可以真正理解我全部理论的逻辑内涵。其实回顾经济学史就会发现，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以“逻辑链”的形式存在的，比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科斯、哈耶克他们的思想也都是“逻辑链”，如果后人非要把他们的思想画蛇添足的去简化成一个数理模型或是一个公式，反而会让他们的思想失去了原来的成色。在我看来经济学的本质更偏向于哲学，而非算术。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这些大师的思想，最应该做的就是梳理出他们思想中的关键理论节点，并整合成一条完整的逻辑链，这样才会真正抓住他们思想的真谛。经济学的规范也是应该不断创新的，逻辑链的研究方式也应该成为与数理研究、实证研究并列的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而且这种研究方式更适合构建思想体系。
高连奎 国际信息发展组织学术委员会委员 美国马萨诸塞州众议院经济学专业贡献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