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全球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看法各异，毫无疑问，林毅夫是其中最为乐观的一位。中国经济未来20年平均每年仍有8%的增长潜力，203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的一半、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的2倍---如此乐观的预测遭遇包括很多国内经济学家的质疑，被很多国人认为是在“放卫星”。更糟糕的是，他还鼓励政府推出进一步刺激举措，为政府投资主导的中国发展模式“辩护”。
这种乐观或许可以回溯到33年前夏天的那个晚上，当时年仅27岁的国民党陆军上尉连长林毅夫从金门岛跳海，只身游泳2000多米达到厦门的那一刻起。此后的33年，林毅夫投身学界，而中国经济也开启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从台湾到北京，从北大朗润园到芝加哥大学，再到世界银行，林毅夫完成了从军人到学者，再到世界级领导者的转变。
此次从世界银行卸任，林毅夫归来，带回了更多的国际经验，也带回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新结构经济学》。这本书结合了其世行四年观察到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曾经的“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他也把这本书称之为自己在世行四年工作的“毕业论文”。
外需和政府投资放缓，国内消费原地踏步，中国GDP增速已经连续7个季度放缓。林毅夫反驳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大，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非常多的空间；而且，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还是非常好的；另外还有庞大的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维持8%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林毅夫此前也曾在多个场合发表上述看法，并称中国可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但外界有批评认为他没有“接地气”，是“回国后放卫星”。对此林毅夫解释称，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这点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就是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成熟的技术，将劣势转化为优势。他还指出，国际上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产业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朝阳产业，可以引进、消化、模仿，在此基础上创新。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完全可能维持下一阶段的高速增长。
争论的焦点在于，首先，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是否值得推崇？中国经济正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但当前欧洲深陷债务泥潭，美国经济低迷，日本继续“失落”，中国可能在数年都将面临外需疲软；同时国内消费局面始终没有打开，不温不火；与此同时，政府投资性支出也因为效率不高、资金问题而难以为继。
林毅夫支持更多国有投资来带动经济，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这也容易被解读为---是在给上一轮4万亿刺激方案“辩护”，因为那一次刺激也带来诸多问题，诸如其导致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投资效率不高、通胀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以及这些项目成为部分人敛财工具等弊病。在二季度中国经济加速下行后，对中国政府推出新一轮刺激举措的呼吁和传闻再次响起，而实质性的投资项目加速被“放行”，也说明了这一“呼吁”其实深得有关部门欢心。
其次，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继续牺牲环境和资源的低效利用为代价。林毅夫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大城市化，另一个担忧就是如此低效率、粗放式的增长，可能导致中国环境进一步恶化、资源使用低效。虽然短期内带来GDP数字上的享受，未来治理成本非常高，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质量的提高。
再次，不应该搞GDP崇拜，经济发展应该以民生和民众实际幸福感为主。林毅夫继续鼓噪“GDP增速8%”这样一个数字崇拜，但忽视过去数十年货币供应更高的增速、通胀对民众生活的实际影响；忽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二级分化和收入非配不公等问题；忽视经济发展和财富膨胀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等。
最后，不能回避更深层次的改革话题。林毅夫的过于乐观，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结构上的诸多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口红利趋于拐点的现实；没有意识到中国必须加速推进社会保障、医疗等改革，推进民众收入水平提升，进而让民众敢消费、有能力消费，真正依赖内需、而非靠暂时的政府投资来实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也没有提及迫不及待的国有经济和垄断部门改革，扶持中小企业和私营部门对于一个健康经济体的重要性；更不可能提及政府部门和社会改革，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减少经济成本和提高民众的实际幸福感受。
最后，不能否认林毅夫也提到过“必须把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行到底”，主张改善收入结构、收入分配问题，也提出过要解决贪污腐败等问题；他还提到过，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的金融改革，改变银行和股票市场导致“穷人”补贴“富人”的不公平局面；他还提到过，可以从二次分配，增加对有钱人的扣税，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补贴那些低收入的人群。但遗憾的是，他在“GDP增速8%”和“支持国家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方面，太过于张扬、过于耀眼，遮挡了其他政策建议方面的光芒，这对民众来说---只会让他招骂；而对政府部门来说，或许他们只会选择性“吸收”，这才是最悲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