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强的姐姐刘丽霞手持弟弟当年的照片。刘吉强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多次要求申冤，家人为此奔走了16年。京华时报记者 李显峰 摄

刘吉强手写的控告材料，其中详述了警方刑讯过程。

34岁的刘吉强走进公安局，滞留7天7夜。这7天扭转了他的命运。此后16年，贯穿他生活的主要事件是：鸣冤。

1998年2月，吉林省吉林市发生一桩凶杀案。案发后，刘吉强被传唤，在公安局失去人身自由的7天时间里，他供述了杀害女性朋友郭红宇的详细过程，但进看守所后，刘吉强即翻供，并控告警方刑讯逼供，所有杀人供词全是毒打所致。

该案经历一次发回重审，多次撤诉后再起诉，吉林市中院一审判处刘吉强死缓。上诉之后，吉林省高院原副院长冯守理为其无罪辩护，但未能扭转死缓定局。该案基本凭刘吉强口供定罪，没有物证，也无直接人证。看守所退休管教亦证实，刘吉强入所时，包括隐私部位在内全身遍布电击伤。

京华时报记者李显峰实习记者蒋锦桐发自吉林

招供

“经过七昼夜奋战的船营警方，一举破获了发生在情人节里的凶杀案……”

郭红宇的死，从一开始就蒙上“情杀”的影子。她出事那天是1998年2月14日，情人节。

郭家位于吉林市船营区华南胡同某居民楼3层。勘查笔录显示：郭宅面积约90平米，南北朝向，户门朝西。进门之后，有一条走廊引向方厅，走廊左侧依次是卫生间和厨房，西南为郭红宇父亲的办公室，东南为郭父郭母房间，东北是郭红宇房间。

郭红宇那年27岁，未婚，个体户。

当年2月15日早7时左右，郭家楼下住户康某发现，屋顶一直滴血水。联想到14日傍晚楼上有打斗动静，康某立即报警。警察之后发现，郭红宇躺在郭父办公室门的南侧。

勘查笔录记载：警方到达现场时间为7时20分。现场沙发和床上有大量血迹，地上有一把菜刀，刀上有少量血迹和明显被水冲过的痕迹。两张办公桌部分抽屉被打开。发现一褐色皮包，经核实，内装一台BP机丢失。经法医鉴定，郭红宇系被砍伤头部后窒息死亡。

当年2月26日，警方通讯员就此在吉林市《江城晚报》刊发一则400多字的消息——《卖药青春女魂断情人节》。

该文写道：“2月22日，经过七昼夜奋战的船营警方，一举破获了发生在情人节里的凶杀案，将犯罪嫌疑人刘吉强抓获。”

“刘吉强于2月22日供认：2月14日是情人节，他在白天几次传呼前女友郭红宇出来叙旧，郭都没有答应。下午五点多钟，郭给刘来了个电话，两人商定在刘家楼下门口见面。后，刘、郭两人来到郭家。谈话中，刘对郭冷嘲热讽，并质问她白天跟谁在一起。争吵中，郭又接到别人打来的电话，并答应两个小时后前去会面。刘见状怒从心头起，与郭激烈争吵，继而厮打。失去理智的刘吉强窜到郭家厨房操起菜刀冲入室内，照郭的头部、面部连砍数刀，将郭当场砍死。”

判决书显示，警方证据链主要由13组证据形成。包括：刘吉强口供，刘吉强手机通讯记录，5个与刘或郭有联系的人的证言，郭家楼下住户证言，刘丽霞证言，刘吉龙证言，办案刑警邱斌证言，法医鉴定结果、现场勘查笔录。

上述证据显示，没有任何人目击刘吉强到过现场，现场也没有提取到刘吉强的指纹、DNA等直接物证。

证据链全凭口供维系。警方认为，郭红宇死亡时间在17时44分至18时左右，其间刘吉强说不清自己动向。

翻供

“从离开警队开始，我就敢讲真话了。”

按法定程序，警方刑拘犯罪嫌疑人后应及时通知家属，但刘家一直不知情。

“以为他失踪了。”刘吉强的姐姐刘丽霞说，当年2月21日，她到刘吉强住处遇到警察，随后去了船营公安分局，被告知“人暂时回不去，周一再来”。

23日一早，刘丽霞赶到分局，走到二楼半楼梯，看到刘吉强被一群便衣拥着下楼。“手脚都戴着镣铐，精神恍惚，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目光呆滞。”

刘丽霞大吼：“凭什么抓人。刑讯逼供不好使，你得凭证据。”她冲刘吉强喊：“你不要糊涂！他们一点证据也没有。”

当天，刘吉强被送入吉林市第三看守所。从这天起，他开始翻供。卷宗显示，刘吉强2月16日做的是无罪供述，17日至22日5次有罪供述，23日之后，均为无罪供述。

刘吉强为何会翻供？警方认为，是刘丽霞那番话影响的。申诉材料中，刘吉强则归结于摆脱了办案人员。

“2月23日，当摄像机对准我时，我以为面对公众的机会到了，我要说真话了，我对着镜头说：‘我没杀人，人不是我杀的’……下午被送到山下看守所（吉林市第三看守所），从离开警队开始，我就敢讲真话了。”

2月27日，刘吉强被批捕，从第三看守所转入第一看守所。

面对吉林市检察院提审，刘吉强说，以前交代的都不对，所有细节都是警方诱供，他不知道郭是怎么死的。郭与他也不是情侣，他当时追求的是市邮电局审计科职员张丽（化名），正处对象，没完全确立恋爱关系。

检察院讯问笔录显示，刘吉强称当天早上打电话约张丽玩，对方答复要陪父母上街。失望之下他就传郭红宇（BP机传呼），郭当时称有事不便电话。下午5点半，郭红宇回电话，双方约定在刘家见面，但刘在家没等到郭，“后来张丽约我，就和张丽出去玩了”。

刘吉强说，1994年，他和郭红宇相处时，去过几次郭家，最后一次去，是1998年春节前夕。

问到为何翻供，刘吉强回答：“都是公安机关引供逼供出来的。你们看，我身上现在还有伤。”

讯问笔录记载了当时场景：

“（看，左手腕上有伤）”“给我上大挂，紧铐子，用电棍打我。上脚镣子。”

“你在公安机关说的那么细，是怎么回事？”

“有个白头发姓于的老头，一步步引诱我。说的不对就不记，说的符合他的要求就记。我真冤。”

1998年11月，刘吉强被提起公诉。次年1月，吉林市中院认为证据不足，建议撤诉。1999年11月，检方再次提起公诉。

控告

“他们用电棍着重击打我的腋窝……两肋颈椎等敏感部位。他们还将水洒在我两腿之间，再用电棍击打。”

看守所外，刘家一直在控告警方刑讯逼供。刘吉强父母都是银行退休职工，4个子女中，刘丽霞是老大，刘吉强是老四，老三刘吉龙在银行上班，老二刘吉丰在深圳的港企工作。刘吉丰寄出一封上访信，后来转到吉林省委。

1999年3月，上访信转到吉林市委。市政法委组成调查组了解情况。

当年3月26日，刘吉强写了一份控告材料，讲述其在警局7天7夜的遭遇。

刘吉强称，1998年2月16日晚，他从家中被带到船营公安分局，做了第一份笔录，18日晚被带到楼上。

“屋里坐着很多警察。

一个较瘦的警察让我蹲在他面前，后来有人称他于队长。他一边辱骂我，一边用脚背踢我的脸。”

“他们给我戴上脚镣，把我带到二楼。一个警察对我说：‘你还等48小时放你哪，别做梦了。’另一个警察说：‘要像整狗一样整你。’”

随后，他双手被手铐吊挂在一根铁管做的横梁上，办案人员对他拳打脚踢。

“于队长在我背后往我腰部、背部连击数十拳，还在我面前飞起一脚，猛踢我心口部位。接着，用电棍击打我身体各部位。”

“他们轮流打我，换班睡觉，一直打到天亮。我的裤子被打掉了，一直赤裸着下身吊在那里……早上一上班又继续打我直到下午。我被打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

刘吉强称，这种情况下，他被迫承认杀人，但细节只能凭想象，说用随身带的水果刀捅的，用烟灰缸砸的。

办案人员接着打。

“他们用电棍着重击打我的腋窝……两肋颈椎等敏感部位，他们还将水洒在我两腿之间，再用电棍击打。我被打得痛不欲生，小便失禁。”

“于队长对我说：你怎么能说用自己的水果刀捅的呢，那不成了预谋杀人了吗，不是她拿菜刀砍的你，然后你夺下刀砍的她吗，你要说情节。”

“我才知道郭是被人用菜刀杀害的。以后的笔录口供我都按着这个细节说……后来又有一位头发花白市局姓于的警察，他诱供我砍了几刀，砍在哪，割没割眼睛、耳朵。他问什么我就承认什么，他见我说得不对或回答不上就离开了，别的警察就开始打我。这样反复多次，连续几天，反复折磨我取笔录。”

调查组并没有取走材料。刘丽霞说，后来律师会见捎回材料，她将原件送交市政法委一名领导，领导说：调查组已撤。

政法委没有对刘家作出书面答复，但调查结论后来多次写入判决书。

死缓

刘吉强一案目前定格于死缓。辩护人回忆，重审开庭时，法官问刘吉强是否收到起诉书，刘吉强说：没收到。庭上一度尴尬。

经开庭审理，1999年12月8日，吉林市中院一审判处刘吉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刘吉强提出上诉。

2000年3月7日，吉林省高院撤销原判，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并提出4个疑点。

“一、刘吉强曾供述将被害人BP机通讯录拿走，并将作案时所穿的羊毛衫（有血）扔掉，BP机卖掉，公安机关只出具说明无法查找，但没有查找的工作情况记载。二、刘吉强曾供述和郭乘一辆红色夏利 车到郭家，此车是否查找。三、逼供和有伤问题，只有吉林市政法委调查组对此问题作出否定，卷宗没有调查情况笔录和对三名人犯的证言复查笔录。四、刘曾供述掐过郭颈部，应鉴定颈部是否有掐痕。”

在省高院问题基础上，市中院向检察院补充了两个问题，并先后两次发函建议撤诉。2002年6月10日，吉林市检察院再次提起公诉。

这次重审，刘吉强有两位辩护人，新聘请的杨玉波，系吉林省检察院公诉二处已退休的处级干部。

杨玉波说，这次起诉，公诉方没有新证据，要求查清的6个疑点，警方仅以“无法查找”“不属我局侦查范围”等理由出具说明。

杨玉波回忆，第一次开庭，审判长问，是否收到起诉书？刘吉强说没收到。庭上一度尴尬，庭下一片哗然。审判长转首与两名审判员耳语，决定休庭，择日再审。

“再审下去就违法了，”杨玉波说，“法院根本没把审案当回事。根据刑诉法规定，法院应当在开庭十日以前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结果开庭了，被告人连起诉书都没看到，这不是笑话吗？”

经审理，2002年11月25日，吉林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结果又是死缓。判决书显示，公诉方展示的13组证据，被法院采信。

判决书称：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程序违法的问题，相关机关已对此事予以处理，本案不再涉及。关于公安局机关刑讯逼供质疑，吉林市政法委专门对此进行过调查，得出办案单位对其无刑讯逼供行为的结论。

判决下达后，辩护人调阅卷宗，发现政法委早在1999年4月26日就对刘吉丰上访信得出无刑讯逼供的调查报告，并提交给法院。

刘吉强不服，再次上诉。2003年3月13日，吉林省高院在书面审理后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判决书中，再次引用吉林市政法委调查结论。

2003年8月4日，刘吉强向最高法院申诉，但被驳回，申请再审亦无结果。至此，他目前的命运定格于死缓。

硬伤

辩护人认为，通过一名办案民警写的材料可推断，刘吉强2月17日和18日的有罪口供是后来补的。

刘吉强究竟有无作案时间？指控其杀人的证据链是否确凿？

前后多份判决书显示，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方起诉的内容完全一致：“刘吉强于2月14日下午5时30分许，到其女友被害人郭红宇家。二人因琐事发生争吵，继而厮打，刘顿生杀人之念，持菜刀照郭头顶部连砍数刀。接着，刘又用手掐郭的颈部，用电线勒住郭的脖子，用菜刀割破郭的双眼，当即将郭杀死。作案后，刘从郭的皮包内拿走BP机一部、人民币200元及通讯本一个，用水冲洗破坏现场后逃离。”

据法医鉴定，郭死亡时间是2月14日20时左右，而判决书采信郭家楼下住户证言认为，死亡时间在当天17时44分左右。

刘的辩护人称，不管是作案时间还是作案细节，证据链存多处硬伤。京华时报记者梳理卷宗发现，此案证据确有多处疑点难以解释。

首先，直接证人没有人能证明刘吉强事发时在郭家出现过，现场勘查笔录中，也没有记载发现毛发、血液、指纹等直接物证，卷宗里面也没有出现过指纹或DNA比对鉴定。

当天19时左右，刘吉强与张丽见面，18点50分用手机传过张丽，18点21分也传过郭红宇，但手机却无传呼记录。刘吉强的辩护人认为，18点21分那次，刘吉强应该是用家里的座机传的，符合其无罪口供所述。

郭家居民楼，西行300米为珲春街，南行500米为解放大路，北行300米为光华路，东行500米为南京街。

辩护人曾多次模拟推演，最终得出刘吉强没有作案时间的结论：“从18点10分到刘吉强在家打电话的18点21分，只有11分钟。刘家和郭家相距2公里多，如果刘吉强杀人后，用盆接水冲洗现场，擦被害人脸及床、墙、门、沙发等血迹，然后翻动办公桌抽屉，闭灯，下楼，走300到500米到主干道打出租车回自己家，再上楼开门，拿起电话，最快也要20分钟，不可能是11分钟完成上述一系列动作。”

现场勘查笔录记载，案发及被害人死亡地点在西南室郭父办公室，而刘供述作案地点是在东北室郭红宇房间。

郭家只有一部座机电话。勘查笔录记载，电话在办公桌上，而刘供述，郭当时在自己房间打电话。

此外，刘吉强被认为是郭红宇的男朋友，但郭红宇母亲和郭的另一朋友及于某辉的父亲均证实，于某辉和郭红宇当时正处对象。案发后，公安机关始终未找到于某辉。

有的证据则指向警方伪造口供。

案卷中，办案刑警邱斌当年2月20日写的《工作所见》称：2月18日下午，他被领导指派看押刘吉强，“在与刘闲谈时，刘突然问我，听说人被杀后，公安局能从死者眼内获取凶手的影像？我马上联想到郭红宇死后，尸体双眼被锐器破坏这一特殊细节，意识到刘在向我刺探案情，就对刘说：我当警察之前，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刘又问我：这个技术手段，吉林市公安局能做不？我就骗刘说：吉林市做不了，得拿到省厅才能做！刘又说：那赶快到省里做吧，凶手的影像出来就知道不是我了。我马上将这一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

刘吉强所说与邱斌所述不符。他称，邱斌诱导他说“郭死的挺惨，眼睛还睁着”，所以他才问，能否从眼中所留影像查找凶手。

卷宗显示，邱斌所称的对话时间是2月18日下午，而在2月17日和2月18日（12时55分到16时整）的两份讯问笔录，刘吉强已两次完整供述作案经过，包括砍伤郭的眼睛的细节。而警方的通讯稿，则称“经过七昼夜奋战，刘吉强于2月22日供认”。

“如果两份笔录真实，邱斌就不可能有上述证言，也不会将审讯说成是闲谈。”杨玉波指出，只有一种可能，两份口供是刑讯逼供后补做的，是假的，“刘不知道郭是如何被害的，他希望通过侦查手段抓捕真凶，洗清自己。”

杨玉波分析：“如果真是刘吉强干的，作案手段如此残忍，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根本就不可能留活口。”

鸣冤

终审时，吉林省高院原副院长冯守理介入成为刘吉强的辩护人。资深法官和资深公诉人联手辩护，但未能改变死缓的裁定。

此案终审，吉林省高院书面审理。已退休的省高院原副院长冯守理，和杨玉波联手辩护。一个是资深法官，一个是资深公诉人，两人反复推敲后达成共识：刘吉强不是凶手。

“我问老冯，叫得准不？他说，叫得准。”杨玉波说，结果判决出来，维持死缓，冯守理也大跌眼镜。

今年2月16日，刘丽霞再次向吉林省高院和吉林省检察院提交再审申请书。此时距刘吉强走进公安局，已整整16年。

再审理由其中一点是：政法委的调查报告未经法庭质证，却先后被一审和终审判决引用，程序违法。此外，从辩护角度讲，这是新证据。

事实上，翻出政法委当年的调查报告可看出，警方7天7夜审讯刘吉强时，多次违反办案程序。

调查组查明，2月18日，船营分局对刘吉强办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手续，但23日才将其送往看守所。为规避程序违法，办案人员还伪造说明称：“经市局于景敏副局长、分局魏铁连局长批准，将刘吉强于2月18日提回船营刑警队审查。”

调查结论称：“将其羁押在分局的做法不妥”，同时认定所谓局长批准的说明“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是错误的。”

此外，调查报告并没有深入核查逼供问题，其结论称：“经查，市区两级办案人员及领导，均否认对其有刑讯逼供行为。两级检察员也无此行为。调查组咨询法医，法医认为，时隔一年之久，已没有检验的必要……总之，经查没有发现有引供，诱供的证据，卷中也看不出迹象。”

刘丽霞一直在找吉林市政法委，请求重新调查。今年8月1日，她到政法委找书记，秘书称，会转告领导。记者联系采访，秘书让找宣传部。刘丽霞说，政法委一位副书记去年曾答复：以前的事管不了，请示过，不同意重新调查。

另据了解，省高院终审此案的法官宋翔，因违法获罪，目前在监狱服刑。一审法官冯其胜，目前担任吉林市中院副院长。吉林市中院宣教处主任说，采访要经过院领导和省高院批准。记者留下名片，截至发稿无回音。

刘吉强当时在吉林市第一看守所的管教是王仲，目前已经退休。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王仲说，刘吉强于当年2月27日进所，28日早上做检查，发现他身上遍布点状烧烫伤，“烧煳点很细，跟烟烫的一样，但没那么大，比针扎的大点。隐私部位、腋下，基本全身都有，都连成片状了。当时我都做了记录。”

王仲称，他能辨别出，这就是电击伤，“（刑讯逼供）不是有嫌疑，就是有。”

刘吉强点名的两名于姓警察，一个是于永平，时任船营分局刑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后调任吉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已退休；一个是于正和（音），当时是市公安局返聘专家，已去世。

记者打通于永平电话，问到当年有无逼供诱供，他在电话中答：“这怎么可能呢？”问及其他办案人，于说：“我所知道的没有。”

问到电击伤如何解释？于永平答，主要审讯人不是他，而是市局审讯专家于正和。“我基本都没参与。我不可能对他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这么多年怎么办案我还不知道吗？这是不可能的。”

刘吉强至今在吉林监狱服刑。7月25日，他在狱中度过50岁生日，刘丽霞说他“头发白了一半，秃得更多。”

刘家把翻案希望寄托在启动再审上。去年5月，刘吉强再次递交申诉书。驻监检察官将申诉转交给吉林市城西地区检察院，一名副检察长在狱中接见了他。两个月后，该院将刘的申诉书和卷宗转给吉林省高院。

“这个案子证据确实不是太好。”该院控申处案件审理科科长于丹对京华时报记者说，类似申诉书，检察院“不是所有案件都转。不是有问题，我们不会转。”

经查，去年8月13日，吉林省高院立案一庭收到申诉材料，但至今已整整一年，再审程序是否启动，吉林省高院仍未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