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平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要义就是利用好经济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的结构性改革，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称之为“减速治理”。只有利用减速压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进入到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是最佳的“减速治理”时期，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在速度换挡期过程中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熊彼特称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但这一理论机制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特别是亚洲国家，在赶超过程中，政府支持的项目或企业都不愿意被清洁，反而抗拒减速清洁，形成所谓政府支持的“僵尸”企业，将创新企业所需资源吸入，而减低了创新活力。因此减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减速”重建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增长机制。韩国就是一个“减速治理”成功的案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近乎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在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创新的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激励包括新建中小企业在内的不同规模企业参与技术进步，从而为创新外溢效应的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的“减速治理”包含着市场化改革和现有存量的结构性调整，让减速成为一个“清洁机制”，清理“僵尸”企业，鼓励创新，为新体制建设铺路。

　　总而言之，“减速治理”关键仍需要宏、微观双重努力，宏观政策要有足够的定力，容忍经济减速，要将宏观政策激励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化解金融财政风险。微观则更需加快改革和存量调整，尽快转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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