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已经开始，使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转变，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文章全文如下：
经济运行出现新问题
从GDP季度累计同比看，本轮经济回调从2010年2季度开始，已经持续了8个季度(今年1季度回调态势基本确立)，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发布该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6个季度的回调期。在本轮回调过程中，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新问题。
需求下行与供给不足并存。2010年以来，在总需求下行、经济增长回调的同时，电力短缺问题严重，很多地方拉闸限电，部分工厂出现了“停三开四”现象；煤炭等重要原材料和产品铁路运力紧张的问题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出现用工荒。在需求下行过程中，既存在普遍的供大于求和产能过剩，也存在某些供给不足和短缺现象。
流动性充裕与资金成本高企并存。2007年底我国M2存量40.3万亿，今年2月达到86.7万亿，4年间翻了一番多，M2占GDP比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去年4季度以来，货币政策有所放松，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走低，市场资金比较充裕。但调查显示，企业融资成本依然很高，很多企业的实际资金利率高达15%以上。企业财务费用和利息支出大幅上升，银行业则凭借高利差和各种收费获取非正常的高利润。如此高成本的资金，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流向资金链紧张的领域，或用于投机炒作，这无疑放大杠杆效应，积累着金融风险。
增长放缓与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并存。通常情况下，在经济增长放缓时，由于需求不足，资源要素价格会下降。近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中长期增长乏力，但油价、煤价、食品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甚至逆市而上。全球流动性过多、美元贬值是其原因之一，但也有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特别是中东、北非持续动荡，逆市推高油价。在国内，因体制不顺，资源在价格上升的同时供给不足；实际工资与“80、90后”新生代劳动力的期望差距较大，劳动力结构性供给不足和就业压力并存，劳动力价格持续攀升。
增速回调与企业效益下降并存。有一种观点认为，增速回落，结构和效益将会相应改善，并由此得出“速度慢一点，质量好一点”的判断。但近期和以往较长时期的经验表明，在现有增长模式下，我国企业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速度与规模。在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未能根本转变之前，增速一旦短期内明显回落，企业效益也会相应下滑，并将波及到财政收入和金融资产质量。
产业转移加快和部分地区低效扩张并存。近年来，部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呈加快态势，对产业升级、促进中西部发展和增加投资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层层下达投资和招商指标，低水平过度扩张问题比较突出。随着我国众多工业产品需求峰值逐步临近，对东部增长模式的简单复制，潜藏着较大风险。
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
转换已开始
目前仍在持续的增长速度回调，仅仅是宏观紧缩政策作用下的短期回落，还是反映了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只有正确认识本轮经济增速回调的性质，才能更好理解目前出现的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也才能更好判断未来走势。
当前的经济增长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短期因素有需求变化、库存变化，还有国外大选、国内换届等政治周期因素；中期因素有10年左右的设备投资更新周期等；更重要同时也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属于“长周期因素”的特定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我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长已经30多年。我们在对有关国际经验和我国增长潜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判断，即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几年下一个较大台阶，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去年以来，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放缓，由投资潜力有限导致的金融财政风险显露。今年1季度，这一变动态势仍在延续。这些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可能已经开始。无庸置疑，我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但由于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基数效应，如果每年的新增量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增长速度将出现合乎逻辑的下降。比如，10年前能够支撑10%增长率的新增量，到现在只能支撑3%左右的增长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基数效应将会愈加明显。由于多重周期力量和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总地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回稳，但不太可能回归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
除此，还有其他基本面因素的变化，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格局带来重要影响。比如，供给冲击改变了要素价格趋势。新世纪以来，一些新兴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越南等国家，人口规模相当于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两倍多，其工业化进程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全球重要能源资源的供求格局。以原油为例，2005年以前国际原油价格长期低于40美元/桶，随后大幅攀升，2008年一度超过140美元，目前仍高于100美元。油价涨幅呈倍数增长，而其间美元平均贬值也仅11%左右。从国内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增加、要素市场化推进和劳动力供求格局的转变，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进入了较快上升阶段。供给能力缺少足够弹性是客观现象，它不能适应需求的粗放增长，这正是当前需求回调而资源要素价格高企的重要原因。
又如，体制障碍扭曲资源配置。我国市场化改革进展并不平衡，部分基础行业和要素领域价格不顺、放开不够、竞争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有的地方发电能力利用不足，有的地方却严重缺电；有的行业债务负担沉重，投融资能力下降，而大量行业外资金难以进入；土地价格偏离均衡水平，一方面，城市商业性地价被一再推高，成为部分地区房价暴涨的主因，另一方面，优惠地价甚至实质上的零地价，成为地方招商引资、争夺投资项目的重要手段。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微观上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观上则出现了产品或能力供给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并存，能源资源和要素价格不合理上涨等现象。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与以往高增长时期大不相同的特征，宏观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也会超越以往的经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增长阶段的转换，特别要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而使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同时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要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长速度过快下滑。防止上述两种可能性，使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转变，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
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
由于以上讨论的特殊背景因素，今年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将大于以往，宏观政策选择也将面临新挑战。应当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宏观需求政策的基本稳定，根据情况变化适时适度微调；同时应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供给政策的一个目标，是加快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提高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逐步做到在中速增长环境下“企业可赢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另一个目标是以价格、投资“双放开”为突破口，推动基础产业改革，短期内缓解某些领域的供给不足，增加投资需求，并通过强化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效减轻通胀压力；中长期则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基础产业和加工行业的平衡增长。
(一)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
坚持货币政策的事实稳健，并适时适度微调。跟踪外汇占款变动，适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确保银行流动性平稳。将同业存款纳入存贷比考核，以月为基础考核金融机构的存贷比指标，保证信贷的正常投放。加强对担保、典当、小额信贷公司、信托公司等的监管，规范银行理财业务，避免引发系统性风险和倒逼货币发行。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引导汇率双向浮动。
(二) 切实推进结构性减税
实行加速折旧，鼓励企业技术设备升级。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支持力度；调整完善“营改增”试点方案，切实减少重复征税和降低税负；加快落实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税收负担；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促进专业化细分与结构升级；研究建立资本利得税，拓宽房产税试点范围并实行累进税率，从制度上控制不合理买房需求。
(三) 支持企业组织重构和中小企业发展
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简单的数量和规模扩张空间已经不大，调结构、转方式的紧迫性日益突出。要通过金融、税收等多种措施，支持企业通过关闭、并购、联合等途径加快组织结构调整，促进大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逐步形成与中速增长阶段相适应的新盈利模式。进一步加大和落实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拓宽市场准入，缓解融资瓶颈，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创业促进和带动就业，确保我国就业水平总体稳定。
(四) 加快推进石油、铁道、电力等行业改革
适当放宽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准入限制，优先放开边际油田和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准入。按照“缩短调价周期、加快价格调整频率”的思路，推进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适当放宽对进口油源的限制，加强石油炼制环节和终端批发零售环节的竞争。加快铁道政企分开，有关政府部门主要承担政策制定、安全监管、市场监管等职能。放宽新建线路的市场准入，允许不同企业以合意股比组建新的项目公司，有效推进投融资体制创新，拓展融资渠道，积极化解债务风险。适时调整电价并尽快改革电价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大部分电量的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由中长期双边合同决定。探索建立省级电力交易平台，打破省间壁垒。尽快修订电力法，赋予电力监管机构价格监管权和市场准入核准权，构建权责对等、高效有力的电力监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