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经济不景气，“民营资本新三十六条”粉墨登场。这其中的意味，多少让人有点心绪复杂。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就像刚刚分了家产的李嘉诚家族一样，大儿子守业，继承了现有江山，小儿子创业，需要去继续打江山。国内经济中国有与民营成份的处境多少也有点像那局戏里的大儿子和小儿子，看起来各有千秋，而其中况味，只有当局人知道。

 

　　不说别的，只讲此时“新36条”的现实情况。本专栏已经提到过多次，当下经济不见得景气，对于只能用钱说话的民营资本而言，现在是不是对外投资的时候？一般的企业经营者都会十分谨慎。因为经济不景气很可能意味着订单减少，而裁员又会为政府增加负担，不为政府所喜，所以此时正是现金为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经济未来什么时候会有起色，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存个相当于三五年的成本开销的钱。只有这样，本业才能稳定。

 

　　有了这个顾虑，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显然已经大为下降。然而问题还有第二层，2008年经济危机初起之时，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已经看到机会，进行了一轮相当规模的投资。现在环境越发紧张，有余钱的企业少之又少，谁会来当投资主体？

 

　　很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政府现在给出了很好的机会，开放一批原来不让“小儿子”民营资本做的行业，包括金融、铁路等投资热点领域。由中央政府自己招商，而且总理亲自讲话，表示其中的“玻璃门”一定要破除。

 

　　不过一般的民营资本都会望门而畏首。远的不说，就说近处，煤价在九十年代之前都是几百元一吨，高成本的国企不能做，民营资本进入了不少。到了新世纪之后几年，因为下游工业旺盛，煤价大涨到一千多元，本是进入其中的民营资本收获之机，却被地方政府一刀剁下，统统赶出。尽管民营煤矿中确有不安全、不规范的个体，但因此而一刀切下，未免让后来进入敏感领域的企业有边赚钱边忐忑不安。

 

　　因此现在招商，政府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比如逆势扩张的富士康看来深谙此理，很多读者都看到过四川公务员冒充民工给富士康打工的新闻，却不知道富士康在多地扩张时又要土地又要厂房，价格便宜得可以忽略。我们不能说富士良无良，只能说地方政府为保经济增长，财政和国资的钱袋子是很容易松的。

 

　　作为促进公平的政策，“民营新三十六条”其实是为长远的中国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民营资本也是经济动物，它也要算经济账，也要框算风险。因此除了少数个体外，民资很难因为三十六条在当下得到落实，就能迅速充当政府的救火队员。

 

　　当下，要取得经济发展的突破点，唯一可能发挥的是政府的主动性。早年邓公为启动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棋，亲自向港澳台和日本招商，用他的权威来保证商人在合法商业活动后的权益，走活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棋。当时像松下幸之助、霍英东、李嘉诚和国内的一批老工商界人士都曾是邓公的座上宾。可以注意到的是，邓公在对外引进的时候，对这些企业的现场都进行过访问，想来明白他们的效率、能力和做事的规范性。

 

　　同样，现在可能是这种主动性的第二个周期，即，在国内普遍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各级决策层只有在看明白民营企业已有状态的效率、能力前提下，给予金融手段上的帮助，才能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时候招到商。

 

　　通观国内很多地方政府对民营资本的态度，大多把民营资本当成工具，而且是极其势利地看待。看中的就是企业投资的钱和带来的就业，不看重企业本身的效率和项目潜在的收益。如果我们把各级政府当成一个经济发展总公司的话，很多这些总公司拼的也是价格战，即出售廉价土地和资源，连最基本的以顾客的利益为利益都没有做到。

 

　　当然，从长远来看，体现着公平原则的“民营资本新三十六条”在现在被落实，仍然有着历史性的价值。因为短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多少价值，就算中国经济2012年的增长率低于7%，只要完成了政局交接、实现了对过剩产能的有序淘汰、在金融和剩下不多的垄断行业实现了有效开放，那么，今年这一年就为未来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打好了基础，更不用说总理在提倡的政治体制改革了。

 

　　如果十八大在那个领域里对此有所突破，那就是泽被后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