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依靠消费逐步消化过剩产能，而不是为消化产能再来一轮四万亿，中国经济的增长会更为平稳和持久，增速低一点也没关系。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近期糟糕的经济增长数据，让市场再度产生硬着陆的担忧，宏观政策再度宽松的呼声渐起。但从长周期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并不大。

 

　　首先，中国经济的整体债务率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如按官方口径计算，中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目前只有17％，算上地方融资平台和大型央企的债务负担，这一比例也就在40%上下。如果考虑广义口径，算上46%的居民债务率和96%的企业债务率，中国的全部债务率也就是182%，仅仅是欧美列国的一半。

 

　　目前的债务率过高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包括房地产、地方政府、基建投资极其相关工业原材料生产企业。上市公司的行业数据表明，与2007年年末相比，2010年基建、地产及相关行业的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幅度超过了14%。而其余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变化则较为有限。

 

　　此外，08年政府主导的加杠杆，债务率普遍转移给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要高于全部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这说明私营企业的债务率并不显著。

 

　　因此，经济增长的显著放缓主要是因为部分行业的降低负债，整体负债率处于合理范围之内。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不过是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所遭遇的周期性过剩产能危机的重演。

 

　　在过去，对于此类危机，中央政府有一套驾轻就熟的手段：上项目、放贷款、加大投资规模。如此一来，当下的钢铁、有色、水泥等高耗能企业迅速完成清理库存，死灰复燃，再度投入到扩大产能的热潮中。2000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的解决之道从来都是如此，并成功地走出经济危机，重归“繁荣”通道。

 

　　但要使这一模式能够有效运行，需要依靠出口和房地产的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的膨胀拉动相关工业品的消耗，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可以将过剩产能释放到国际市场。顺差扩大迫使央行释放基础货币，而房地产市场的膨胀又加大了货币交易的活跃度，导致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深度货币化。新增货币创造新增产能，由于资源倾向于贸易部门和生产部门，消费被长期压制，产能消化越来越依靠外需。目前，中国的出口份额已经连续两年世界第一，达到10.6%，显然不再可能维持过去的高增长；房地产市场库存高达5万亿，在限购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下，短期内也难以消化。因此，如果再回到产能刺激的老路上，未来的产能过剩会更为严重。

 

　　要解决现在的危机，主要还是要依靠消费，生产企业缓慢消化库存。

 

　　近期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示，二季度GDP跌破8%是大概率事件，虽然仍在政府的预期目标之内，但如果政策依然没有放松，不排除跌破7.5%的可能。因此，我并不反对政策的放松，但放松不应以继续牺牲消费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利益为代价。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看，一国的经济增长首先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存量，依靠外需发展壮大，这一阶段大家因为习惯了“穷日子”，消费保守，储蓄率不断提高，经济呈现典型的“非贸易部门补贴贸易部门”、“消费部门补贴投资部门”特征。这是过去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现实写照。

 

　　上一辈人积累的财富使得下一代无须付出更多的劳动，便可以享受较高的消费水平。除了为数不少的“富二代”，那些接受西方文明的年轻人纵使收入有限，也会通过信用卡等方式购买心爱的IPhone4、IPad。这一阶段对应的是全社会消费部门借贷消费的过程，收入与债务都在攀升，但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覆盖收入增长的幅度，经济仍会维持在较快的发展水平。债务/GDP在合理范围内波动，债务的增长通过经济的迅速扩张得以消化，这是中国未来转型的方向。

 

　　因此，结合当前经济的发展阶段，我们的问题不是全面降低负债率，也无需全面性的刺激计划。需要做的是在生产与消费、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进行合理调整分配。

 

　　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消费行为模式已经逐步适应内需增长模式；而利率、汇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将有利于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与企业内部的债务调整再平衡相比，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再平衡则困难得多，这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险覆盖面扩大；金融信贷政策能否逐步转向消费。这其中，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首当其冲。

 

　　中国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分配侧重于政府与企业，居民显著不足；二是居民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扩大。

 

　　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50%~60%，比如美国为65%，日本是60%，英国高达71%，即便印度，也超过了50%。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断下滑，2010年下滑至43%。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分配不公更为严重。尽管统计局早已不公布基尼系数，但部分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一系数早已迈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近期，西南财经大学出炉的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资产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家庭资产中位数为40.5万元，仅为均值247.60万元的16%。两者巨大差距，表明财产分布极为不均。

 

　　相关报道称，由发改委牵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下半年将出台。方案将集中在调整初次分配，核心在于政府减税、资方让利、劳动者所得提高，目的是促使三方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但由于初次分配涉及问题很复杂，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只能是采取小步渐进的方案逐步推进。

 

　　如果能够依靠消费逐步消化过剩产能，而不是为消化产能再来一轮四万亿，中国经济的增长会更为平稳和持久，增速低一点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