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自己一年前的工作状态，产品设计师王晓宇现在还有点后怕。

    刚刚接下项目的头几个星期，王晓宇几乎都在梦游状态中对着电脑屏幕打发工作时间。“明明知道肩上的担子不轻，但很难集中精神，耳边总有声音在嘀咕：先放松一下，还有得是时间。”上午追美剧、刷微博、上论坛注水赚金币，下午2点猛点鼠标抢打折机票，3点帮同事新买的手机“越狱”。4点终于闲下来了，应该打开设计软件干活了吧?突然灵光一闪，想起披头士早年的一张纪念专辑，马上打开淘宝，和卖家讨价还价。就这样，王晓宇的工作在“轻松愉快”中度过了。“直到提交设计方案的前两天，才开始强迫自己工作。”即使如此，在最后关头熬夜，王晓宇的头脑之中还时不时闪过不搭调的念头，是不是用冰箱里新买的橙子弄杯鲜榨果汁，最好再加冰块，再想办法把制作冰块的盒子找出来。此时，甚至厨房里几滴无关紧要的油迹，也成了他释放灵感的巨大阻碍。“如果不是想到交不出设计方案就要卷铺盖走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起身处理这些闲事。”

    在后辈同事看来，王晓宇已经习惯了每次在deadline前一分钟上交设计稿，属于“艺高人大胆”的典范。但其实，王晓宇对这种工作状态极其反感。“一边玩一边骂自己颓废没用。”每次王晓宇都在接下新项目之前发誓痛改拖延的毛病，但工作开始，他又会再次故态复萌，长此以往，内心的挫折感不足为外人道。

    让王晓宇的拖延症有所改观的，是去年他在对着电脑屏幕“梦游”时，偶然发现了“战拖心理成长会”的网站。“有人推荐了战胜拖延症的书籍，有人分享自己与拖延症斗争的故事，还有人晒出每天的计划，让其他网友来监督。”王晓宇也效仿这些“战友”，将自己的故事和盘托出，让其他人帮忙抽丝剥茧地分析他的拖延症结。在一段时间内，他还每天坚持去网站“报到”，用“打卡贴”报告当天的工作计划和完成状态。渐渐地，王晓宇的“梦游”时间少了。“但我对拖延症的逆袭还是时刻戒备，因为我很担心自己一不小心又回到原点。”

    和王晓宇一样，深受拖延症困扰的人不在少数。“战拖心理成长会”创办人高地清风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介绍说，“战拖会”注册成员，在以平均每天30人的数量迅速壮大。创办4年多以来，“战拖会”通过网站、豆瓣等平台，已经吸纳了7万会员，而且这种增长势头还未停止。根据招聘网站百伯网在去年的调查数据，职场人士中86%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拖延习惯，“从不拖延”的仅占调查对象的4%。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心理学专家的调查问卷结果，也证明拖延问题不容小觑。在这项网络调查中，50.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长期有拖延现象，平均有47%的时间用来做无用功，20%左右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深受拖延之害。

    其中，一位调查者在问卷备注中的留言，道出了大多数拖延症者的心声。“‘拖拉机’真是一个令人感到羞耻的外号，我和拖延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彻底摆脱它。”

    “拖拉机”血泪史

    对这个问题，不少权威心理学家也无法给出确定回答。很可能，他们本身就是典型的“拖拉机”。根据美国心理治疗专家、《终结拖延症》作者威廉·克瑙斯(William Knaus)的引述，早在1971年，心理学研究者里根巴赫已经着手准备出版世界上第一部研究拖延症症的专著。“当然，你不可能找到这部作品，因为它从未真正出版过。”因为，这部书的写作被里根巴赫自己的拖延给“搅黄”了。在当时学术界看来，这更像作者本人伙同出版社向公众搞的一出恶作剧。

    心理学家不乏“拖拉机”，而著名的历史人物也都为自己严重拖拉的恶习付出过沉重代价，甚至一度影响了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据说，达·芬奇遗留下的未完成画稿，要比他的艺术成品多一倍。法国大文豪维克托·雨果是“派对动物”，社交占据了他太多时间。在写《巴黎圣母院》期间，他让管家把自己的衣服藏起来，赤身裸体，强令自己集中注意力。不过，当大文豪洞悉了几个藏匿地点后，这招后来也失效了。他只能对自己再下狠手，把头发和胡须各剃去一边。南北战争时间，北方军总司令麦克拉伦的拖延习惯，导致战争进程延长3年，最终，他被解除了职务。另外，翻看胡适的日记，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博学鸿儒也是“拖拉机”，具体到是先过牌瘾，还是趁早读完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他都会在内心经过一番“天人交战”才作决定。1911年8月，胡适日记中多次出现整天打牌的记录，直到9月6日才痛下决心，“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

在网络时代，分散注意力的诱惑更多，碎片思维盛行，拖延症随之成了家常便饭。仅凭微博，你随手翻阅就能找到若干个“拖拉机”典型。“每次打开跑步机决心锻炼减肥，就觉得应该先弹会儿琴，打开琴又觉得光弹琴不写歌浪费，于是打开电脑;然后上网乱看个把小时;脑子被搅乱了，无法写作，便上楼吃饭，吃完饭脑袋缺血，必须睡一觉，临睡前安慰自己，虽然吃完了睡觉就会长肉，但是睡醒了会去跑步机上锻炼减肥……”由于拖延形成习惯，最后成为“死循环”，高晓松的减肥计划至今还从未成功过。

    名人的拖延史成了人们茶前饭后的笑谈，但在高地清风看来，如果事情真的落到普通人的头上，很少有人能笑出来。“战拖会”的会员中，因为拖延症，有人错过了出书机会，有人丢掉了高薪工作，有人没能拿到学位，有人沉迷网络游戏没能赶上大腕的采访。“‘拖拉机’总有一堆说不完的‘血泪史’。”高地清风自己就因为拖延习惯，没能在最后期间前把申请材料凑齐，错过了加拿大留学深造的机会，内心一度无比自责和纠结。最近，高地清风转发的一条拖延症致死的微博，再度引起了人们对拖延症的关注。根据《海口晚报》的报道，24岁大学生沈晓川因为准备研考，一再延误自己的病情，普通感冒最终升级为肺炎，夺取了他年轻的生命，令人扼腕。

    解读“拖延”

    有心理学家预言，拖延症将会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癌症”。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前，拖延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英文Procrastination(拖延)来源于拉丁文，前缀Pro意味‘向前、偏好’，词根crastinus则意为‘明天’，连起来读就是‘推迟到明天做’，只是一个现象描述性的名词。农耕时代，拖延是中性词，有时还是一种智慧的应对策略。”根据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Piers Steel)的考证，早在公元前44年古罗马时期，拖延一词就已经出现在人类的语汇中。他就此断定，拖延就是人类文明的伴生品，并且，很有可能，拖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

    斯蒂尔指出，随着文明进步和技术发展，整个社会已经成为了一台高速运转的精密机器。契约、承诺、完成期限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给了拖延更多“现身”机会，而此时，它从中性词摇身一变，成了秩序破坏者，轻则损害某个不起眼的“齿轮”，重则使整个机器陷入瘫痪。

    直到现在，心理学家仍然无给拖延症定性，人类身上是否存在与拖延有关的基因仍然成谜。“很多现代人喜欢把自己称为拖延症患者，其实，拖延症不属于精神疾病范畴，它甚至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医学术语。”《拖延心理学》的作者、心理学博士简·博克(Jane B. Burka)在回复本报的采访邮件时说，“虽然很多人的拖延症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导致他们拖延的根源和动因却可能大相径庭。”

    对拖延症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简·博克粗略地将拖延症患者分为几大类。一类人的拖延症是由一些生物学因素引起的，比如注意力缺陷症(ADD)、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以及多数人有所耳闻的抑郁症、强迫症、季节性情绪紊乱症;而另一些人则是由于不同性格形成的心理问题所引起。其中，有一群人会在凡事等到最后一刻才去做，以此来寻求人生刺激，最后一刻形成的压力刺激他们的大脑，让他们的效率和创造力达到最高峰值。而在最后期限之前，用最短时间完成任务，也会让他们觉得酣畅淋漓，充满了成就感。这类人可以被认为是寻求刺激型或者唤起型;另一群人非常注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宁愿让别人以为自己太不努力才没把事情办好，而不是因为自己天赋不够，或者能力不足。“这种人是典型的逃避型的，而且，他们之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类人的拖延症成因往往是在被别人指出后才被自己觉察。”

   “我不是历史学家，无法深谈你所提到的名人的拖延问题。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人对他们的生活细节做足够多的考证，应该不难找出拖延的根源。”可能是由于担心遭到历史学家驳斥，简·博克拒绝了记者要求她谈名人拖延症的要求。不过，包括高地清风在内的众多“战拖会”会员，对简·博克关于拖延症者的分类高度认同。“不拖延的人总是相似的，拖延的人各有各的原因。”高地清风说，简·博克的论断对他挖掘自己的拖延成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和另一名‘战拖会’成员‘我要好起来’拖延行为看起来很像，起初，我以为自己和他是一类人。”但是在阅读过《拖延心理学》之后，高地清风和“我要好起来”经过接触和探讨后，他们去专业医疗机构进行了检测，才发现彼此的根源完全不同。“我的主要原因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而他则是因为其他心理因素。”

    中国式“战拖”

    治愈拖延症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找准主要成因。尽管，北京师范大学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菁认为“战胜”、“治愈”，以及“拖延症”这类名词不够准确，但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还是用这些词来描述解决拖延症的问题。“因为找不到更加确切的。”

    搜索国内对拖延症的研究成果，让兰菁收获寥寥。与此相关的只有几篇硕士、博士的毕业论文，教授级人物发表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不能说国内对拖延症的研究是一片空白，但权威专家级人物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度还不够。很多中国的拖延症患者只靠自己有限的认识，去摸索治疗。”作为曾经的拖延症患者，兰菁最早接触到同类人，接触到拖延症的治疗方法，也是通过“战拖会”的平台。“和‘战友’们共勉，让我‘战拖’有了很大的促动。”不过，兰菁坦言，关键还是靠自己的坚持和努力。根据她“战拖”的经验，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去找心理医生做咨询，弄清楚自己拖延症的根源所在。即使身为心理咨询师，兰菁为了解决拖延问题，也以普通咨询者的身份请教过同行。“多多阅读这个领域的书籍，为自己做心理成长建设，也是有效的方法。但这个过程很慢，需要慢慢积累，靠量变引起质变。”此外，兰菁还介绍了一个起效比较快的方法，就是坚持做时间记录。

    对于时间记录的技巧，高地清风颇有心得，他和“战拖会”成员还将这种技巧命名为“结构化战拖”。时间记录者根据实际情况，把必须要做的事按照重要程度排成一张表。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置顶，不怎么紧急但必须做的事务往下排。“把什么事放在最上面需要一点技巧，可以用自我欺骗的手法，把好像有最后期限但实际没有，好像特别重要但其实不是的事务排在最上方。”高地清风认为，这种方法正是抓住了拖延症患者普遍的心态——逃避最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夸大列表上方任务的重要度，设定不真实的期限，让自己相信这项任务确实很重要很紧急。”大多数拖延症患者就会先做表格上其他的事，来逃避最上面的任务了，于是，不知不觉就完成了很多紧急、重要的任务。

    “还有一个简便有用的技巧，就是屏蔽掉那些发散注意力的信号。”高地清风介绍说，他们近期与人合作翻译的《拖延心理学2》，最主要的“战拖技巧”就是对付那些诱惑的。刷微博、查电邮，每次被这些信号打断后，回到开工状态至少得花上十几分钟。如果能屏蔽这些时不时跳出来的信息，专注工作就会容易些。“战拖会”中的一位媒体从业者，为了按时交稿，请一位懂技术的“战友”帮他暂时屏蔽微博信号，虽然此法治标不治本，但是据说还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战拖’初期，用一点技巧很有必要。初战告捷，可以增强自己‘战拖’的信心。”论文、工作、晚睡、写稿，高地清风接下来还打算和“战友”细分研究的各种拖延症的“重灾区”，针对不同人群“开发”出不同的“战拖”措施，让更多初来乍到的“拖拉机”们迅速对号入座。

    “说拖延症是心理顽疾，还不如说它是一场流感。一样是打喷嚏、流鼻涕，但引发感冒的原因五花八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张麒，在临床咨询中发现，从小学生到公司高管都可能沾染拖延症。“而且，即使同一个咨询者，他某一阶段的拖延问题和另一阶段的拖延问题成因也会不尽相同。这就好比从这一次感冒恢复过来，还是很难抵挡下一次感冒来袭。”张麒认为，解决拖延症的万能药是不存在的，但是看清自己问题所在，总会找到解决办法。“办法总比问题多，对拖延症没有必要惊慌，对症下药就能药到病除。”(实习记者王晨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