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一慧，男，1967年5月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2001年修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现为海南省南国书画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文昌市文联副主席。

 

 

　　毛刚伯说：“先生（陆九渊)之讲学也，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尽其心耳。”此便是圣贤初学立心的要旨。穿越时空，时至今日，这一段话对于每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仍然具有现实的启发作用。

 

 

　　你知“道”的也许不少，你实“行”的也许尚欠火候。其实，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之说：所喻知行并进，互为因果，交相为用，不宜分别前后，即学问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

 

 

　　人们常说“顺势而为”，但是，每个人未必能体认到它的真正内涵。“势”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可以说是“机会”。如与各个领域的精英们交流时，应该抓住每一次机会，学习和吸取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德行及对生活的态度等，并随时随地地应用到日常的生活工作中，从而极大地开发我们自己的智慧能量。尓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整个人就会丰满起来，思想境界也会得到提升，内心也会逐渐的强大。正所谓“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这，正是为学之门，进德之地。倘若，朋友相聚，不能互相鞭策，而自以为是，这是一种不愿意放弃荒谬且狂妄自大的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随着时事的变迁，这对于修业进德是非常不利的。而书法中所强调的“势”，应是“笔势”、“笔意”及“体势”。弄清楚它们的含义，并能在日常书写中赋予实施，书法作品中的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合理处置便会迎刃而解。上述行为，正是践行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最切实可行的例证。至此，对于结构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的阐释。在我看来，结构的问题，说到底是用笔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时间引领着空间，有怎么样的时间就有怎么样的空间。古人讲的“随笔赋形”，就是对这一问题最有效的解说。结构，往小里说，就是一个字的架构，往大里说，就是我们常说的章法。居今之时，几乎所有的人练习书法或创作作品，都是以一个字为单位，然后，按照自己的臆想去安排一个字。就是说，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书写，往往忽略了书法最高妙的地方：书写时应“顺势而为”，不能恣意妄为。它的随机性特别强，必须是随机而变，随遇而安的状态下进行的。

 

 

　　更有意味的是，王阳明心学的主旨在于：屏蔽私欲。他的至言“格物致知”，用简单的话讲，即不动心，甚至是不动脑子仅动手而已。怎样才算是不动心呢？“一阴一阳之谓道”，但每一个人所见到的道都是不一样的。然而，我们能称他们所见到的道并不是道吗？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心无私欲之蔽)，而没有私心杂念。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说到底，他们也只是见得圣人上一截，还存有私欲，并非入道之正路。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专注于文章的写作技巧和修辞，或者对古书字句做解释，也不免为另一端。名利之心较重是其表征。后来的人们不晓得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殊不知，减得一分欲，便是多得一分天理。就学习书法而言，从唐楷入手弊病不少。前人有“唐人尚法”一说。既是“法”就意味着有了各种各样的规矩，也就是染上了理性的色彩(已动了心)。它会扼杀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人们的直觉和感觉也会有一定的破坏性。如今，人们在谈到书法用笔时，都会津津乐道于中锋、侧锋等。其实，这些书法术语是后人杜撰的。如果说，这些术语有存在的话，也只能说是“混合锋”。如米芾有“八面出锋”之说。先前的圣贤在训诫人们时，希望给予无言之教，但凡夫俗子却难以领悟其中的妙谛。而前人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练好书法，只需做到每日临池，“勿忘勿助”即可。如魏晋时期，信札之类的经典书法名作，皆是那时的人们日常书写的产物。

 

　　古人云：“愚不肖者之蔽于物欲，贤者智者之蔽于意见，高下污洁虽不同，其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则一也”。

 

　　有这么一种现象：多数人都把字没有练好，归结于缺乏书法理论指导。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有史以来，在书法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的人少之又少。因此说，书法实践的成败，不在于你掌握了多少书法理论。必须铭记“解流俗之深惑，须破时文之说”。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便是此意。其实，许多人的质性并不差，只是不善于听好言相告，为俗见俗说牵制埋没罢了。难道一定要学富五车之后方能学好书法。然而，怎么样才能使我们日用中所行皆合于理呢？韦编三绝而后赞易，我敢说我们未尝从事如此工夫；“我志在春秋”，我敢说我们有此志不大可能；“我欲正人心，息邪说”，我敢说这不是我们内心的强烈欲望。这种情形正是儒释之共通处。今我们空诸所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此恰似“治大国若烹小鲜”，或者其可以与我们之道并行而不悖也。（潘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