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名女性而言，50岁已不是创业干事的最佳时段，但段月萍却在这样的年龄，开始事业二次“转型”，这一干，又是31个春秋。

　　为纪念馆搜集南京大屠杀史料；组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接待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创始人”之一，段月萍开启了诸多“第一次”。81岁的她至今仍在为此操劳。

　　为抗议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将南京大屠杀事件铭刻在国人记忆中，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事宜。50岁的段月萍与另外两人一起组成了办公室“三人小组”。

　　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国内学界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鲜有涉及。面对“一穷二白”的状况，负责史料搜集的段月萍只能每天往返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图书馆，找出了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档案史料120多种，共计550万字，图片照片200多张。

　　如今，纪念馆的馆藏史料、文物丰富了，但段月萍当年搜集的史料至今仍是展陈核心内容。

　　“活证据”也很重要。建馆前，段月萍主持开展了为期五个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普查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他们设计了登记表格，以亲身受害、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为取舍标准，经过一遍遍筛查，确定了1200多名幸存者。正是这次普查，唐广普、刘永新、李秀英、夏淑琴等一批重要历史见证人被发现。

　　“最激动的事便是幸存者的口述证言与档案记载全部吻合。”尽管30年过去了，但段月萍对幸存者的经历与证言依然记忆犹新，“口述与档案互相佐证，这充分证明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实性。”

　　令段月萍心痛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不断老去，当初的1200多人，如今只剩下100多人。

　　在纪念馆担任副馆长期间，段月萍接待了众多的日本人，他们中有进步学者、大中小学教师、普通市民，还有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从当初的不认同到逐步了解，段月萍与很多坚持正义的日本友人成了好朋友。

　　1985年纪念馆开馆后，不断有日本人前来参观，有时一天就要接待两三批。“接待时站得时间太长，腿都直不起来。”段月萍说。

　　最难忘的是第一次接待东史郎。回忆起1987年12月与东史郎的第一次见面，段月萍说，从表面看，他满头黑发，脸色红润，两眼炯炯有神，不像已是75岁的老人，但他面部表情忧郁，心事重重。为什么会如此？他后来告诉我：“50年前的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的部队正由中山门入城，对南京进行扫荡。此时，我心里很难受，我对不起南京人民。这是我战后第一次到中国来，我做了许多对不起南京人民的事，火车越接近南京，我内心越是感到恐慌，我怕南京人民恨我这个东洋鬼子。”

　　“说实话，起初与东史郎接触我心里是有障碍的，毕竟他的双手沾满了南京人的鲜血。”段月萍说，但随着接触的深入，发现他诚心忏悔，特别是在80岁高龄之后，他仍不屈服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压力，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受到不公正判决后仍不屈服，这让很多南京人从心底原谅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