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近日出现了派红包行情，这很大程度得益于高层的表态，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深化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和分红制度，加强股市监管，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提振股市信心”。
此时，距离本报财经版推出的重点策划——“IPO批判”系列报道推出仅仅过去不足三个月。
“IPO批判”系列报道推出后，引起连锁反应。
去年11月9日，上任仅10天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开腔回应，提出将从信息披露、中介监管等五个方面来推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去年在12月2日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上，更是上演了沪深交易所总经理联合炮轰新股发行定价不合理现象，矛头直指询价机构。
去年1月7日，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发表《多方着力降温“新股热”》的讲话，提出“‘新股热’是非理性现象，新股赚钱效应是‘虚幻的’”。
直至此次温总理的讲话，可以看到新股发行制度需要深化改革的观点已经在监管层形成共识。而A股近日的连续大幅上涨，也恰好说明了股民对此的热切期盼。
在一片喊打声中，我们希望，改革能够触动本质。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监管层将发行制度改革过多聚焦在发行市盈率过高的问题上。但这只是现象，而并非本质。A股新股发行制度的本质问题在于，对发行人的贪婪缺乏制衡。
发行人的贪婪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贪婪不应该不受约束。在新股发行时，主要的制衡力量应该来自询价机构。
但是在现有的新股发行制度中，询价机构无视价格的虚高和大面积破发的现状而前赴后继，并没有起到任何的约束作用。
归根到底，以基金公司、券商自营和保险等为主的询价机构的决策者，并不是资金的拥有者，因此，只要稍加“利诱”，便足以让这些决策者违背他的信托责任。
因此，只要IPO闯关成功，就算业绩变脸，公司也已经实现了乌鸡变凤凰的过程，“大小非”都是身价暴增。
对于这种行为，应该要有严厉的事后追究制度，与此相关的最主要是退市制度和投资者索偿制度。但A股市场的退市制度发育不良，基本无效；而投资者通过司法途径索偿的大门，也未曾打开。
只有打破保荐机构、询价机构以及发行人之间的利益联盟，将索偿的权力交还普通投资者，才能形成真正的相互制衡局面，这才是新股发行制度继续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
套用一个曾经非常流行的词语，A股发行制度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希望监管层能够更关注问题的本质，这才是本报及21世纪网花费巨大的精力推出“IPO批判”系列报道的本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