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的“红帽子”报刊《英语辅导报》，尝试在非时政类报纸杂志改革浪潮中引领潮流，改制为私人企业。
【资本论财经网综合】吉林省通化市的“红帽子”报刊《英语辅导报》，尝试在非时政类报纸杂志改革浪潮中引领潮流，改制为私人企业。不料羊肉未吃成，惹来一身臊，遭遇上级主管部门通化市政府长达一年的强行接管。直到今年5月18日，本报采访此案时，通化市政府才将其经营管理权“归还”给报纸的创始人和法定代表人包天仁。
然而经历了一年煎熬的包天仁的焦虑并未减少，原因在于《英语辅导报》仍然产权未明，前途未卜。
这种困境，并不是《英语辅导报》一家所独有的。在新闻出版总署启动的报纸杂志体制改革中，“谁家的报纸”这一硕大的命题，是媒体改革中绕不去的坎。
市政府接管报社
2011年5月9日，通化市政府工作组正式进驻英语辅导报社。工作组以市政府副秘书长乔久成为首。在当年6月30日的员工大会上，乔久成宣布成立新的社委会，并称“原社长包主席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再适合做社长。”
此事让《英语辅导报》的员工感到非常意外。一位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员工回忆，“多年以来，我们的感觉是，包社长和这个报社就是一体的。”
更意外的是包天仁。在他看来，《英语辅导报》从本质上来说是他的企业。
出生于通化农村的包天仁是30多年前通化少有的外语老师。1985年，包进入通化师范学院外语系。1990年，包天仁正式创刊《英语辅导报》。但由于体制原因，报刊出版需要主办单位，因此《英语辅导报》是作为通化师院的校报诞生的。1992年，该报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从1993年起转为正式报纸，编入国内统一刊号。
《英语辅导报》发展迅猛，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甚至扶持。“有种说法，通化市有‘一棵参、一瓶酒、一张报纸’，‘酒’是葡萄酒，‘报纸’就是《英语辅导报》，”包天仁向本报记者介绍，“在这个边远山沟里能干出这么一张有影响力的报纸，它就像一个怪物一样，经营好的时候，发行量1000多万份，累计纳税近亿元，有一年就交了1600多万。”
包天仁本人在通化的地位也与日俱增。他脚踏官商学三界，在担任报社社长、总编辑的同时，是通化市政协副主席，1999至2005年间，还曾任通化师范学院的院长。
即使是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也承认包天仁做出的成绩。“在那个年代，老包的思想比较解放，能力较强，对市场比较敏感。”该局报刊处处长姚玉和向本报记者介绍说。
连通化师院院办主任李乐营也向本报记者承认，“这个报社确实是包老师个人办起来的。”
包天仁坚持认为《英语辅导报》是自己的报纸，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2009年底，包天仁个人出资成立通化天仁报业有限公司，以200万的价格，从该报名义上的产权单位通化市财政局、通化师院手中进行了产权转让。
然而，通化市政府对这次派工作组进驻报社也有足够的理由。首先，迄今为止，《英语辅导报》从未“脱帽”，其主管主办单位仍是通化师院，营业执照上的“经济性质”一栏，仍旧填写的是“国有经济”。
第二，这也是包天仁自己的要求。“前一段时间，他的企业不稳定，资金链断了，他向政府呼吁，说我有问题了，赶快救救我，政府就派了一个工作组了解情况，帮助解决。”5月17日，通化市常务副市长翟宪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本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在通化市政府进驻报社之前，由于大环境与经营等各方面因素所致，英语辅导报社的经营已不复盛况，员工工资累计数月不能发放，以致出现员工到市政府上访的情况。
市政府工作组进驻后出现了另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工作组通过审计查账，“列了我几大罪状，在宣布免职前，他们找我谈话，说马上就可以抓我。”包天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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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市审计局在此期间形成的一份审计报告称：“长期以来包天仁在报社管理上始终实行的是私营企业的家族式、家长制管理模式”，“包天仁个人被指存在贪污国有资产等严重违法问题”，“具体有在北京将报社的一个分支机构私自注册为个人公司”，“家庭成员吃空饷”，女儿出国留学资金来路不明，个人在通化师院、报社、北京公司领取三份薪金，用公款购买住宅，在报社核销个人生活费用，涉嫌诈骗等多种情节。
在包天仁的代理律师周泽看来，通化市政府的这一举动，是滥用公权，干涉企业内部事务的行为，甚至涉嫌打击报复。“这个报社是我自己干起来的，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你不能拿国有企业的标准来查我！”当时包天仁曾向工作组抗议，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国有企业。”
一场未竟的改制
进驻事件让困扰了《英语辅导报》20年的产权不清问题彻底浮出水面。
20年来，《英语辅导报》都以名为国企，实为民企的状态运行着。只不过，该报的民企身份，仅仅是相关领导的默许，而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在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声平看来，这种状态属于“产权虚置”，蕴含着极大的危机。
新闻出版总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认可这种说法：“产权不明晰是报刊体制改革中最大的问题。”
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开始进行的报纸杂志等出版企业的体制改革就试图走出这个困境。
通化市运作《英语辅导报》的转股上市更早。1996年，该报就曾收购了公主岭市一家“壳”公司，但因体制限制，“首要和核心问题是有关当事人对产权存有争议”，未能成功。在运作过程中，2000年12月，通化市国有资产局为明晰英语辅导报社产权，曾出具了一份对报社净资产进行量化处理的意见。意见如下：“包天仁的智力劳动因素在报社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可以量化给包天仁60%左右，约为1680万元；报社专营权属师院，可以量化给20%左右；在报社发展过程中市政府给予减免地方税270多万元，可以量化给市政府10%左右。”另外，在编职工给予5%左右。
2008年，吉林省再次启动改革。
据吉林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处长姚玉和向本报记者介绍，当时吉林省委省政府授权通化市政府，对英语辅导报社进行改革。“当时的省委书记王珉为我们报社做了4次批示，还来过报社视察，确定我们做试点，先改了，早点上市，做样板。”包天仁说。
为配合改制，包天仁出资200万元成立了通化天仁报业有限公司。通化市政府也成立了改制工作协调小组和推进组。
2009年8月15日，通化市财政局、通化师院作为甲方，通化天仁报业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英语辅导报社整体国有产权转让协议》，2009年12月11日，双方签订了《产权转让交割书》。
包天仁的设想是，“要渐渐把英语辅导报社放进这个公司”，天仁报业有限公司作为私人出版企业，拥有对报社的“产品”——包括经营和采编业务在内的完全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包天仁并不是想吃螃蟹的第一人。早在1999年，《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的创始人王彦就有此设想。他与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争夺产权的纠纷最终交由新闻出版总署裁决。该署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联合做出批复：两报属于国有资产。报刊创办时，若有个人、集体自筹启动资金的，不能认定为对该报刊的投资，应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由主办单位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退还。
在近几年的报刊体制改革中，私人资本逐步进入经营领域，逐渐出现了以国有资本为主，多种资本成分组成的股份制传媒集团。但其性质上来说，仍是国有经济。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国有资本必须占51%的股份。在实际的操作中，私人资本占到51%的也有一些，主要集中在非意识形态领域的娱乐、时尚杂志等。“但这些都是变通的做法，一旦从法律和政策的层面认真起来，投资者就可能血本无归。”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传媒与法律的学者展江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英语辅导报》的改制离《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的产权风波已有10年，但包天仁并不比王彦幸运。“还没等放进去，就出事了。”包天仁说。
2011年年末，天仁报业公司因未及时参加年检被注销，《英语辅导报》又恢复了国企的身份。
“他们是想搞股份，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后来省里在审定它的改革方案时，发现与国家相关法规有抵触。按现在我国对报刊出版的法律法规，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核心的编辑出版领域，所以它的改革就进行不下去，就撂下了。”吉林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处长姚玉和说。
通化市常务副市长翟宪枝则告诉本报记者，“通化市当年进行国企改制，国家没政策，省里没政策，自己来做，所以走在了前头，民营经济发展很好。文化企业比较特殊。省委省政府委托通化市政府推进英语辅导报社的改革，还沿着工业企业那一套走，结果省里不批。这就把它整成了‘两层皮’。”
下一步怎么改？
在失去报社经营管理权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包天仁多次听闻风声：他的“罪状”已被报到省检察院了，省检察院要“抓”他，是市委书记出面作保，才免陷囹圄。而与此同时，被他看作是穷尽一生心血的英语辅导报社也到了“存亡”关头——新的领导班子决定，英语辅导报社将整体出购给吉林舆林报刊发展中心。“如果卖掉，报社必死无疑，我相信只有我能够救报社。”包天仁说。在本报记者自5月13日与他开始接触后的几天里，包天仁一直在与各方协商，以争取重新拿回经营管理权。
5月18日，这种微妙而又复杂的局面终于被打破——由通化市政府工作组任命的英语辅导报社执行社长提出辞职，包天仁再次取得报社的经营管理权，但他仍旧不能轻松，一个重要的命题又提交给了他：下一步，报社怎么改？
作为《英语辅导报》的主办单位，通化师院则相当尴尬。该院院长康学伟告诉本报记者，英语辅导报社作为通化师院的校办资产，2008年由通化市主持改制，“资产交接的协议都签了，我们以为就改完了，以后就没我们的事了，最近我们才听说，省里没批。”
从今年春天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吉林省开始推进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英语辅导报社再次被纳入其中。康学伟说：“在这种情况下，市里让我们继续履行主管主办的职责”。但是，现在我们没法主持，因为情况跟2008年不一样了，那时报社经营情况比较好，有几百万盈利，准备上市，现在则有5000多万的债务。
5月21日，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迟学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现实领域，也不光是吉林省，全国都有这种情况。新闻出版总署正在研究政策。”
新闻出版总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本报，新闻出版总署对时政类和非时政类报纸杂志的改制是区别对待的，对前者是经营部分企业化、内容部分则保留事业单位体制；对后者的改革是完全按照企业的方式进行转制。“但是企业化的程度有多大，还不知道。”
一个更为敏感的领域是报纸杂志刊号的权属问题。该人士介绍说，目前通行的做法是，“注册一个公司，上交一定的管理费。报纸只有一个刊号，必须在它原来的壳里面做”，这样就形成了经营和采编两张皮的情况。在经营领域，传媒公司可以允许私人持股，但采编领域就不可以。她的看法是：“没有多少意识形态内容的，其实不用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