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近年来硬件设施发展迅猛，各种金融区、高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整体成果。但另一方面，北上广大城市交通拥堵，雾霾污染始终挥之不去，困扰着居民。北京最近就出台了建立“副中心”的规划消息，针对这个规划思路，本网记者近日在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治理和发展国际论坛上，专访了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博士。刘博士说建立“副中心”需要先进行系统研究规划，并对“副中心”的规划进行标准量化，把北京主体内部的人口和功能进行卫星城式的分区块调整后，再逐渐迁移。同时他也谈到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规划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思路，指出中国应该保留好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
整体规划的关键在于划分标准区域 人口和设施边匹配边扩迁“副中心”
记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合理规划已经成为大中小城市的重要工作。以北京的城市规划为例，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医疗、旅游等方面的优势功能和资源几乎都在北京聚集，这可能是造成人口数量过多的原因之一。对于功能资源和人口过于拥挤的状况，北京正在研究采取减负规划，例如建立“副中心”，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太格：这当然是可行的。但是不希望只强调解决人口多的问题，而是先要将城市治理得健康均衡，再把人口合理有序地分流出去，合理配套设施，这样分流出去的部分也是健康的。城内城外都是健康的，所以不要把城内和城外的关系分得太绝对。
对于“副中心”，首先，我觉得谈规划要把所有的名词来做一个量化定义。什么叫副中心呢？规模有多大，里面的建筑面积是多少？服务人口是多少？服务的半径是多少？这些概念都需要明确。现在有很多新鲜的名词，这些名词都是什么意思要先搞清楚，这也是当前规划界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在说一些新鲜的名词，但它们到底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如果定义还没清晰就进行规划，很容易天下大乱。
中国的城市规划需要静下心来，分析城市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然后根据需要，和专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新加坡独立不久，那时候也是完全没有经验的，所以新加坡政府就找联合国城市规划署在1968年到72年间为新加坡做一个概念式规划，当时的规划成为今天的新加坡基本雏形，而且政府很注重这个方案的延续性。幸运的是，1972年的概念式规划到今天来看，还是非常合理的。
记者：先均衡调整人口和基础设施的比例，再迁出。就像医学抽脂减肥一样，如果不调整身体和饮食，接下来还是解决不了肥胖。现在北京作为首都，面临着外地来京的人口压力非常大，您有何规划建议？
刘太格：这个关于本地外地的人口压力划分我觉得还是很片面的。比如说，一个大城市切成若干个中等卫星城市，每个中等城市都有自己的配套设施。那么到底外地人到哪里去满足自身的需要，就需要根据哪个区块城市的设施比较好来定。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外地人，北京本身2000多万人口，本地人的需求就不得了了。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可以把中心打散，学校、医院，甚至文化中心均衡设立。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有中心医院，每个片区都有它的医院，每个医院有它特殊的技术能力，换言之也是一个区域性的医疗中心。有很多人从俄罗斯甚至中东到新加坡治疗，因为我们的医疗技术很好。但病人并不一定都需要到中心医院，他可以根据区域医院的不同特色，进行选择。
具体来说，首先应该先把大城市切成六七个健康的卫星城市，然后再把人口和功能部门往外划分，否则单纯迁人口和功能部门都是搞不好的。因为任何城市都需要人口支撑，而人口需要合理的基础配备，这样才可持续。所以我今天也强调，首先第一件事要敲定人口。不是说今天把大城市多出来的300万人口直接搬进新的微型城市，而是先将微型城市现有的人口和基础设施调整匹配，例如人口有三十万，你先给三十万做好基础配套服务，那么做得好的话，人口就可以增加到六十万了，那么再做配套，再迁移，逐步推进北京减负，同时也对新城市有一个合理的城市规划。
这样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家庭，有大小不等的成员。每个卫星城市可容纳两三百万人口。而每一个卫星城市都需要进行配套建设，包括中央商务区、大学等等。那么在朝阳区的民众就不需要整天跑到海淀区去办公和学习了。因为他生活上的需要在他本身居住的区域就已经得到满足了。这样做首先可以解决交通问题，其次会把北京变成一个低碳的城市，最后将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总的来说，我认为解决内部的问题就是解决外来的问题。先对城市进行一个系统化的规划，而不是建立副中心。没有系统化的规划，我们并不能认为北京的副中心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记者：您的意思是，先以划分区块为基础，然后再向外扩展。先解决内部问题，再设置副中心。
刘太格：其实跟家庭一样，要整体化规划，最关键是先把人口分摊好。北京目前的塞车以及雾霾问题就是由于城市系统问题，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副中心长期的作用可能也是不大的。其实我也是医生，不过我的病人是城市。这句话是有含义的。中医跟西医差别在哪里？西医是治标不治本，中医是治本，治本病就会好了。规划要治本，现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就是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
记者：刚才您说了北京这样超大城市建立副中心的看法，那么对于目前中国整体的城市规划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刘太格：首先，城市规划要做得好，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项目工程。如果没有系统的规划，只关注项目工程，是无法解决交通、基础设施这些系统化问题的。而且，交通跟城市规划是分不开的。但如果你只是考虑交通，把路布了，而没有考虑怎样把这个交通带到商业上，这个系统就不完备了。政府、企业在实施方案的时候，需要自己全面了解方案。城市的功能要完善，尤其是商业中心要匹配。
其次，政府应尽可能地完成项目，方案出来之后，必须要尊重这个方案，而且要有一定的延续性。城市规划是严肃且高度系统化的工程，我觉得这一点很多地方政府认识不够，总是以为城市建设就是项目，从国外引进先进理念后，没有正确应用这些理念，这本身需要从系统角度来考虑。当然有人会说有时间限制，希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把系统工程做好。其实在总体规划系统工程的那一年，其他工程项目照样可以推动。可是，当系统方案完成以后，地方领导一定要了解这个方案的原则在哪里，要重视这个方案，而且今后的工程要根据这个方案来，这个决心我觉得还不是很明显。
城市建立标准化模型便于政策实施 同时应保留好小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
记者：从中央政府的思路看来，保障性住房和城镇化是两项重要工作。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和保障房的发展状况？
刘太格：目前中国有关公共住宅的政策太多了。保障房、廉租房、拆迁房等等，这样的话，相关负责机构就很多。新加坡为什么公共住宅做得好，就是因为新加坡只有一个公共住宅政策。所以你在一个卫星镇里面，人均收入多样化，把居民都放在一起，这个社区就变成综合性的。里面的配套是供大家用的，所以就比较齐全。而且，在这样的社区里面，需要服务的人也是高低不等，各个阶层都有。目前，中国领导很希望解决住房问题，可是现行政策本身有很多障碍。
当然有人问，中国那么大，怎么可能有同样的政策。其实完全可以把政策分到省里面，省再分到市里面，每个市的规模就差不多相当于新加坡了，然后再让他们去处理公共住宅问题。新加坡过去是有农民的，但现在都没有了，因为在新加坡，市民和农民住在一起，在15、6年之内就实现城市化了。城镇化需要一个具体的政策，要中央从省一级一步一步分下去，城市的问题还是要由每个城市来解决。
记者：您提到新加坡过去也存在农民城镇化的进程，那么中国几亿农民的城镇化过程中，您认为政府规划应该注意哪些地方？
刘太格：中国一定会走发达国家的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在80%到90%，现在中国是50%多，所以中国的一线城市，不应只为目前的人口来规划，应多预留空间给未来的外来人口。不过，与此同时，应保留一些城镇。比方说中国未来城市化率能达到75%，那么我认为其中10%应留在镇里面。因为中国历史这么丰富，很多好东西都在大小城镇里面，不要把它破坏掉。
我祖父的老家在福建，最近在看老照片，真是美得不得了！我不希望中国的城市都变成超大城市。我觉得这个“镇”的概念提得很好，就是说我们除了解决城市的问题，也应该把中小城镇尽量保护好。因为中国跟欧洲一样，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很多中小型城镇，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只要解决好城镇的基础设施、交通等问题，选择若干个有特色的城镇进行保护，中国的小城镇有潜力发展为欧洲那种精致的古镇。
另外，规划最后是要搞硬件，可是硬件的背后，需要软件思维。要考虑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交通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在考虑硬件规划的时候，还要考虑硬件规划出来以后会给软件带来什么影响。这个是中国城市规划需要注意的问题。
记者：我们还有一个担忧是城镇化成功后，将会多出大量不再务农的农民，他们将依赖什么资源生存发展？
刘太格：中国的老镇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一定的文化价值。地方有地方艺术，比如说有盆雕艺术、老建筑等等，这种旅游资源能转化成经济来源。把农业做成工业化，这个可能性也相当多。所以不要拿问题来当借口，把这个问题推掉。
讨论的目的在于找答案。很多人来学习新加坡经验之后认为两国国情不一样，难以实现。我认为基本的原则是到各地都可以实行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来克服行政上的障碍，把它做好，有没有理解新加坡经验的内涵优势。所以我们要把重点从问问题转移到找答案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