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当今中国最富有活力和想象力的“山寨”就在这座城市——亦即最庞大也最被广为接受的山寨产品：“山寨手机”。

　　【资本论财经网消息】这是一种给一部分人带来实惠，又同时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乐趣的产品。即便是保守的估计，山寨机在国内手机中市场份额也大约占到1/4。对于三、四线城市的普通民众，这种便宜的产品方便了沟通，但对于众多品牌厂商，它是指责和泄愤的对象。而山寨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仍旧是那些既充满想象又十分乡土的创举：超大容量电池和高功率喇叭、似是而非的商标名，以及双卡双待手机的世界首创。

　　自出现的那一刻起，山寨机一直纠结于自我身份认知。最初它希望尽力地像别人，之后又迫切地想做自己。这是一场没有走到终点的进化，伴随着机会、挑战、创意、侵权。从产品山寨，到营销山寨，再到品牌山寨，其间迸发着惊人的奇思妙想，却也让人看到，这个混乱的行业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考验。

　　山寨营销

　　对于诺基亚来说，8860是一款产品名录之外的手机。你无法在这家著名手机制造商的官网上搜寻到有关这款机型的任何信息，但是在山寨的江湖上，却久久流传着关于它的传说。直至今天，大量关于“诺基亚8860”的讨论依然散见于网络，甚至一家手机电商也将其收录，并且保证“100%行货”。

　　林京（化名）是“8860”的真正作者。虽然在业界享有名气，但是一旦需要面对公众，他依然选择隐匿自己的姓名。这符合“山寨”的风格，对“真实”既追捧又害怕，热衷于夸张地模仿，却又在被细细打量的时候背过身去。

　　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林京也曾是山寨机的受害者。在转入这个行当之前，他供职于一家“介于一、二线之间”的国产手机厂商，并做到“运营总监”的位置。可当时国产手机的日子并不好过，面前是咄咄逼人的国际大牌，身后是势头甚劲的“黑手机”——其中就包括山寨机。

　　客观上，山寨机的出现对国内、国外手机生产商来说都是打击，只是对前者更多是市场份额上的侵蚀，而对后者则重在名誉和知识产权上的损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产品牌手机都执行着价格上低位运行和品牌形象往国际厂商靠拢的策略，并一度取得成功。然而随着消费者购买能力的提高以及“慕外”心理的难以变更，国产品牌节节败退。讽刺的是，最终将这种发展策略执行到极致并找到平衡的却是山寨机。

　　除了价格上山寨机更有优势外，在自我塑造方面它也更善于向国际同行“借鉴”——“借鉴”实在是个不准确的词汇，从外形到商标，山寨机通常都克隆得既直白又奔放。偶尔一些细微的变化，也羞涩地隐藏在被更换的几个字母里——是NCKIA而非NOKIA，是SumSang而非SamSung，是hte而非htc。这种狡猾的障眼法长期作为山寨的标志和笑料，在坊间广为流传。

　　彼时在国产品牌厂商中供职的林京感到了压力，同时也看到了机会。用商海一句俗话来说：“如果你打败不了对手，那就加入他们”——林京瞅准了机会，下海山寨了。

　　然而像所有的市场一样，当向外扩张遇到瓶颈，就会开始内部的淘汰和整合。山寨机的辉煌是自2007年以后，国产品牌丢失的份额都被它和外国品牌分食。林京入场并不晚，但当时山寨市场已经变得激烈。

　　这要求厂家如果想继续生存，就得探索出独特的道路。山寨市场便在这种基调下开始了富有想象力的进化。在推出8860之前，林京曾仿制过诺基亚8800，这款手机的本尊是的确存在的，并且价格不菲。林京生产的“8800”能够做到外观基本一致，功能自有特色，而价格却低廉许多。但林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这款定位高端的手机是山寨厂商的重要模仿对象，这意

　　味着他生产的手机在市场上除了要和诺基亚的真机进行正面竞争外，还要面临山寨同门间的相互倾轧。

　　这挤压了林京的利润空间，也让他眼中原本多彩的山寨世界变得乏味。出于商人的精明和对运营工作的熟稔，他决定开始着手8860的工作。

　　“8860”这个名字听起来挺符合诺基亚的命名习惯，数字也很对中国文化的口味。更重要的是，林京将推出时间很讨巧地定在了8800推出之后不久——这让消费者往往因为关注的惯性，而自然地默认8860应当是诺基亚在8800之后推出的系列衍生或者升级版。但即便如此，毕竟是一款凭空捏造的手机，为了让市场打消疑虑，林京还需要更多的手腕。

　　一方面他大量备货，另一方面则开始策划推广。长期从事运营工作的经历令林京培养了良好的谋略，也积攒了足够人脉，并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当时是一个朋友在俄罗斯，做一些其他产品的推广活动。就把我的这款手机加了进去。”

　　按照林京的回忆，那场发布会本身便处处洋溢着山寨的作派，但是只要善于包装，便能对市场产生足够的诱导。从俄罗斯发回的零碎的影像被冠以“诺基亚8860全球首发会”的名义，开始通过某些渠道在网上流传。洋品牌高端新品发布会在外国举办，既合情合理又有异域情调，舆情和市场双双买账，销售情况良好，而诺基亚回过神来，却是几个月之后。

　　山寨迁徙

　　8860是林京也是业内的经典案例之一。他告诉新金融记者，当时自己一年只出两三款手机，仿制及“创制”的都是精品机型，市场存活时间基本只有几个月，但销售量却能达到5万至10万台左右。这种操作手法脱离了低段位的外观模仿，跃升到了用山寨营销来混淆视听的地步，被同行广为借鉴。直到去年，市场上还出现过所谓台版诺基亚8860e，一款山寨机再被山寨，足见当年余威之盛。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林京已经告别了山寨。对他来说，几年的从业经历仿佛是转了个圈。山寨因为抛弃了胆怯和矜持而显得富有生气，但是自出生之日起，就一直学习和模仿正品，并努力朝着这个方向进化。而终于有一天，背负着恶名的山寨终于发现许多障碍都已经不复存在，便开始了迫不及待的洗白。

　　在不少人看来，山寨机一定程度上是制度滞后的产物。1998年至2004年之间，在中国生产手机需要获得工信部（当时的信产部）发放的生产牌照，而获得牌照的门槛非常高，其中之一“注册资金必须达到2亿元人民币以上”就足以让作坊式生产的绝大多数山寨厂商望而却步。手机牌照制度的初衷是保护国产手机制造者，并在一段时期内的确产生了效果。但同时也阻绝了有生产能力却不能达到牌照门槛的小厂商的入场通道，逼迫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另辟蹊径。而等到2004年后手机牌照制度松动时，已经遍地都是山寨机了。

　　到了2007年，山寨机洗白的最大障碍扫除——这一年手机牌照申请门槛大为降低，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就是“申请几乎成为走过场”。顿时给了众多山寨厂商以巨大的想象空间，一朝李鬼变李逵，终于可以堂皇地转入地上，迟迟不能实现的品牌理想也看到了曙光。于是像林京这样的生产商再一次成了创业者，自那以后深圳地区山寨圈愈发暗流汹涌，而表面上则表现为一场庞大的迁徙。

　　“深圳手机集中地有三：华强北、天安数码城和南山科技园。”深圳当地资深手机专家杨群介绍说，深圳手机产业内部的升级，主要在这三个地方展开。“一般地说，华强北主要是山寨机和小品牌的集散地，而从中脱颖而出、又有真正品牌理想的生产者，多会想办法搬迁到天安数码城。”

　　实际上，华强北和天安数码城这两个地方隔得并不算远，同在福田区内，乘地铁的话只相隔6站，时间在15分钟左右。而至于南山科技园则属于深圳市政府重点扶持的区域，这里矗立着诸如中兴、华为、创维等知名厂商。来到这里与巨头比肩，是令绝大多数山寨厂商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虽然南山科技园很遥远，但许多山寨机厂商依然选择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与华强北保持距离，因为在外人看来，这个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荣誉称号的地方已经成为了各类黑手机的代名词，即便是来自最偏远地区的一线经销商也知道来这里淘货。新金融记者在实地采访期间注意到，在这里国际、国内大小品牌和山寨品牌广泛共存，即便大部分商户在卖场的柜台很小，但只要顾客需要都能从别处拿货。讨价还价时不到万不得已不开口，基本以计算器上的数字进行交流。对于大部分主流型号手机，差不多都能问出3种价格：行货、水货和仿货。

　　“因为发展了这么多年，山寨机的技术扩散已经非常广泛，制作门槛极端拉低，的确让华强北形象受损。”杨群告诉新金融记者，在华强北的卖场中，手机零部件完善丰富，即便是普通消费者购齐这些部件也能够自己“攒机”。而对于一款想要量产销售的山寨机产品，最大的门槛只剩下了“设计”。

　　但是此处所谓“门槛”也并非获得“设计”的渠道或者实现它的能力，只不过是钱。“在华强北附近的一些写字楼里，一小间一小间的全都是设计公司。有时候都不需要你亲自去找，他们自己会抱着一沓又一沓的方案来找你。”杨群介绍说，“设计”包括产品的外观和内部零件以及走线的安排，由于大部分山寨机都是非智能机，因此并不会十分复杂，可供选择的方案往往会非常多。“如果一种设计你不喜欢，那就换一种好了。但是大致都跳不出那个范畴。”新金融记者了解到，“设计”的价格浮动不大，基本在2万至5万元之间。而“获得了‘设计’之后，你只需要联系代工厂和原料商，自己的山寨品牌就可以开工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强北的集群效应的确方便了山寨机的生产，这也令其自身的形象受损，连带着让驻扎此地的小品牌也被“误伤”。为了自我保护也为了走出山寨，离开这里似乎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从华强北到天安数码城短短的腾挪也不过是地理上的位移，根植于企业自身的“山寨”会因此而消退吗？

　　山寨明星

　　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是否定的。

　　山寨机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讲体现在价格方面。其价格不但比外国品牌低出一截，甚至与国产品牌相比都很有竞争力。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使用的原材料价格便宜，第二就在于它基本没有推广费用。”杨群认为，从山寨转做品牌，成本的增加主要在广告宣传方面，而这部分支出最终也会在手机价格上反映出来，品牌效应带来的对消费者的吸引，也往往可能被推高的产品价格所冲抵。

　　更关键的是，这类小品牌并没有真正开拓新的市场，本质上仍旧属于山寨机圈子的“内耗”，甚至手段也没有比林京推出“8860”的时候高明出多少。从赤裸裸的仿制，到山寨式营销，再到逃离华强北，无处不体现着这个从业群体对身份认知的敏感，而这种情绪在转行做品牌的时候得到了延续。

　　酷比手机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它原本也只是个籍籍无名的小厂商，可如今据业内人士估计，每月发货量已经达到了35万台。虽然和金立、OPPO、步步高等国产品牌尚不能相提并论，但在自山寨转型而来的众多中小品牌中已属于凤毛麟角。酷比的发迹有着可圈可点的轨迹，既得益于创业家的精明，也时时透露出山寨的范儿。

　　在酷比这个品牌创立之初，包括山寨和自山寨转型而来的中小品牌内部已经陷入了惨烈的价格战，新入场的酷比想生存或立足无疑非常艰难。从产品质量和形象上讲，它和诸多同行并无太大差异。为了脱颖而出，它决定走差异化路线，瞄准的是“音乐手机”这一细分市场。应该说，这是种很聪明的策略，因为在国内功能机市场，金立、OPPO等厂商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也同样由于对这类手机多有倚重。只是对于当时的酷比来说，问题不在于将这样一款手机制造出来，而是如何让市场知道。

　　简单点说，就是打广告，但手机厂商却往往自诩为“品牌”。综合金立、OPPO等厂商的情况看，音乐手机的推广是一项十分烧钱的投入。在做这件事时，它们共性的一点是都邀请了中国港台地区或者韩日明星作代言。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自身目标客户的把握和认识——中国港台地区及韩日明星往往因为流行曲和偶像剧的缘故而在二、三线城市很有市场，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国产中小品牌们生存的土壤。

　　目前酷比邀请的代言人是中国台湾歌手蔡依林。但是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的时候为之代言的是一位名叫朴佳媛的韩国明星。现在依然能够在网络找到网友关于该明星身份的咨询和回答。而在“朴佳媛”和“酷比手机”这两个百度百科词条中也都显示两者之间的确存在这种商业合作。

　　然而根据新金融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这一切可能也是山寨的。

　　并不是说“朴佳媛”为捏造，此人的确存在，并且如百科词条中所显示，是2007年第51届韩国小姐，虽然所获名次为第二，但仍可使用该头衔。可问题在于，朴佳媛并没有接受过酷比的代言邀请，也就是说，最初配合酷比进行宣传的另有其人。

　　据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向新金融记者透露，酷比真正邀请的可能只是一名大学生或者专职模特：“当时去深圳大学找过很多韩国留学生，后来也委托了一家平面广告公司找过模特。”经过遴选最终选定了一名女子。双方签订保密协议后，用该女子的形象配以朴佳媛的名义拍摄了宣传视频和图片。除了百度百科等相关信息外，一些依然能够看到的新闻稿中也显示当时酷比代言人为“韩国明星朴佳媛”。至今在酷比手机的官网上还能找到该女子拍摄的两段视频，只是没有附上“朴佳媛”的相关字样。

　　山寨的“天花板”

　　这种操作手法非常巧妙，用各种手段制造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假象，再次令人想起林京和他的“8860”。可见即便是转型了品牌，原来的山寨精神却依然延续。无论情况如何艰难，山寨总有奇招，一次又一次挑战人们的想象上限。然而实际上，眼下深圳地区的山寨机和中小品牌的日子并不好过，随着竞争的加剧、智能机的侵蚀以及版权保护力度的加大，山寨机触碰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花板。

　　最直接的原因是生存空间的挤压，这根源于整个国内手机市场大环境的变化。据相关统计显示，2011年初智能手机已经占到了国内市场的12%，而到了年末则增至25%左右。也就是说整个国内市场的四分之一已经被智能机所占据，而这个比例恰恰等于业内人士估计的山寨机的市场占比。虽然目前智能机主要销售地区仍然在一、二线城市，但是其向山寨机赖以生存的三、四线城市的下渗已经非常明显。

　　这一趋势甚至能够在华强北瞧出端倪。新金融记者在实地采访期间发现，配置大面积触摸屏的山寨智能手机已经不少，其中以苹果手机造型的仿品最多。虽然其中有不少是徒有其表的“伪智能机”，但是至少看出山寨厂商对这类手机的敏感和紧张。只是智能机的仿造与非智能机的仿造有较大差别，山寨厂商从前积累的经验在这里逐渐有些派不上用场。

　　“国产几个大品牌的智能机价格已经做到很低，一上来就给山寨厂商以很大的压力。”杨群告诉新金融记者，智能手机最重要的部分是芯片解决方案，目前山寨厂商并没有太多选择，使用的基本是和品牌厂商一样的货源，这使得成本优势从一开始就无法建立。而“更关键的是，大品牌一款手机动辄上百万的出货量，让他们可以用规模采购的办法来降低成本。但是山寨机从来都是量小灵活，就玩不转这个市场了。”

　　新金融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在华强北采访时亦发现，去年销售得比较旺的几款国产智能手机均出自中兴和华为，单机价格都在1000元左右甚至更低。“到了这个价位，山寨智能机就是鸡肋，就已经没有利润空间了。”杨群解释说。

　　另一个问题是版权。“侵权”既是山寨手机存在的基石，也是它在道德和法律层面上的致命伤。深圳当地有关部门从未放弃对山寨手机的查处，但无奈市场需求一直旺盛，导致屡禁不绝。新金融记者走访了华强北几个知名卖场，询问是否有“仿机”的时候基本都能得到肯定回答。而在一些商铺的柜台里，廉价的各式仿制高端机赫然陈列，甚至还有最饱受诟病的通过修改品牌字母混淆视听的初级山寨。

　　应该说，大量山寨机的存在的确给华强北甚至整个深圳手机制造业抹黑，它甚至连累了一些真正有志于品牌制造的本土厂商，在塑造自身形象的时候总无法摆脱山寨的阴影。对于深圳这个城市，山寨的确是个五味杂陈的存在。一方面它非常繁荣，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并拉动上下游许多行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粗制滥造和版权纠纷又同样令这座城市陷入苦恼的境地。截至去年，全国在工信部注册的手机厂商有800多家，其中大多都在深圳。据估算，整个手机行业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产值为2000亿至4000亿人民币，而2011年度深圳全年GDP预计达到1.1万亿元。但即便拥有这样庞大的体量，却也不能为它争取更多的青眼——在长达1.7万字的《2012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甚至都没有出现“手机”二字。

　　山寨机产业链的另类食利者

　　山寨机发展到今日，产业链已经十分完善和庞大。手机从生产到销售，每一个细微的步骤在这里都被分工。无数的资金在这条产业链上川流不息，种种依附其上的从业者各取一瓢饮，蔚为壮观。

　　“三房两厅”代工厂

　　在这条产业链上，山寨机的生产是最不困难的一环。就新金融记者在实地采访期间掌握的情况，一个山寨机公司每月销售5000台就能存活，1-2万台就可保证盈利。能够做到每月3-5万台的一般会考虑转型品牌，而每月能出货10万台以上的往往手中握有多个品牌。即便是合法经营的手机品牌，每个月出货达到5万台的也不多。

　　出货量平平的山寨机公司普遍存在，由于本身的作坊式经营，使得它们通常只能给代工厂很小的订单。缺乏规模效应势必会推高它们的代工费用，而销售状况又掣肘它们实在不能扩大生产规模，这个看似无解的矛盾被同样作坊式的代工厂给解决了。

　　“这些代工厂本身也很‘山寨’。”手机专家杨群告诉新金融记者：“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叫‘三房两厅’代工厂，也就是说很小，可能只有100平方米的场地，十来号工人。许多实力不够的山寨公司只能让这类同样实力不够的代工厂来代工。”

　　从这些代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品质可想而知，属于整个山寨圈中最原生态和最低技术含量的山寨。新金融记者在华强北的龙胜、远望等卖场了解到，最便宜的山寨机销售价格不足100元人民币，出货价格基本集中在280元-350元之间，一般加价10至30元销售，而每台机器给小代工厂的代工费甚至可以低至5元。

　但更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当今中国最富有活力和想象力的“山寨”就在这座城市——亦即最庞大也最被广为接受的山寨产品：“山寨手机”。

　　这是一种给一部分人带来实惠，又同时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乐趣的产品。即便是保守的估计，山寨机在国内手机中市场份额也大约占到1/4。对于三、四线城市的普通民众，这种便宜的产品方便了沟通，但对于众多品牌厂商，它是指责和泄愤的对象。而山寨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仍旧是那些既充满想象又十分乡土的创举：超大容量电池和高功率喇叭、似是而非的商标名，以及双卡双待手机的世界首创。

　　自出现的那一刻起，山寨机一直纠结于自我身份认知。最初它希望尽力地像别人，之后又迫切地想做自己。这是一场没有走到终点的进化，伴随着机会、挑战、创意、侵权。从产品山寨，到营销山寨，再到品牌山寨，其间迸发着惊人的奇思妙想，却也让人看到，这个混乱的行业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考验。

　　牌照申请的“猫腻”

　　对于更有品牌理想的企业来说，“三房两厅”代工厂不是选项之一，因为它们不能达到牌照申请的要求——虽然与2007年之前相比，手机牌照的申请变得十分轻松，但是依然有若干硬性指标，其中之一就是工厂。

　　但一般地说，小品牌都没有能力自建工厂，于是依然需要向代工厂寻求帮助。能够跨过牌照申请门槛的工厂从资质、规模、管理、产品控制等方面都要好上许多，当然，代工费也不例外。

　　“对于较小的品牌，让一家有实力的代工厂长期代工有很大的成本压力。在这个时候，就又有了有趣的变化。”杨群说，为了通过检查，手机企业往往跟代工厂达成协议，在代工厂厂房的入口处悬挂“××手机公司生产基地”的牌子。“有时候荒唐到什么地步——厂房有四个入口，每个入口上的牌子都是不一样的。”

　　除了代工厂这边，对于牌照的发放方手机公司也往往不忘“打点”。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南方分院自2008年正式运营之后，一直负责南方地区手机牌照的发放申请和手机入网检测的工作。其工作内容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审查手机企业资质。

　　“在这个行业里，给下来检查的专项人员塞点好处费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一位熟知牌照申请程序的业内人士称：“想要通过品牌手机发达的企业家，都是既有胆量又精明得不得了的人。牌照越早发下来，产品就越早上市，产品越早上市，资金回笼就越快。他们不会舍不得一点‘小钱’而误了后面的大生意。”

　　另类“驻深办”

　　产品生产出来并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卖得出去才是硬道理。而经销商和山寨厂商之间强弱关系的演化则从一个侧面凸显出如今山寨市场发展的尴尬。

　　“以前，各地经销商是求着山寨机厂商的。因为当时市场没有饱和，山寨机便宜量大，能拿到货是一个经销商实力的体现。”杨群说，这种情况在山寨机一再泛滥的后来被根本扭转。“如今是挟渠道以令品牌了。”

　　就山寨机的推广来说，比较直接有效的手段就是发起招商大会。但是对山寨机厂商而言，这项活动通常花费不菲，而对于各地经销商，则往往因为招商大会过于繁多，应接不暇，因此也不能个个参与。

　　更为重要的是，招商大会属于产品“包装”行为，一旦产品实际情况与宣传相差较大，经销商就等于是白跑一趟。

　　这种情况下，一种“驻深办”的职业出现了。这类人员代表经销商的利益，常驻深圳，每天的工作就是替经销商参加各种招商活动，对产品质量和企业资质进行考察，然后向各地经销商作推介。

　　“实际上这部分人的工作也不算轻松，因为现在企业的招商活动通常都能够包装得天花乱坠，有些时候找来的推广人员根本就是传销公司的，非常具有鼓惑力和煽动性。”杨群说：“山寨商以及一些小品牌，他们本身也特别灵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个牌子做烂了，换个牌子再做，所以他们对产品质量等等，往往是不怎么关心的，对他们来说，能卖掉就行。而‘驻深办’的这些人又基本上是靠名声吃饭，你一旦向经销商推介错了，就再没人来找你。”杨群说。

　　手机掮客

　　但是经销商毕竟不常亲自来深圳，与“驻深办”人员只能保持远程联系。而优秀的“驻深办”手中通常掌握着大把的经销商资源——这是众多山寨厂商最垂涎的一块。由于离经销商远而与山寨商近，“驻深办”人员对雇主的忠诚度往往遭受挑战。杨群告诉新金融记者，“驻深办”的招商人员面临的诱惑很大，山寨商会想尽办法接近和讨好他们，而最直接的办法自然是给钱。

　　“‘驻深办’代表各地经销商的利益，但是其中不少也拿山寨商的工资。一般的情况下是6K+1，这个意思是说，底薪6千，另外每帮我卖出一台机器，就给提成1块钱。其实这算是少的，以前普遍是1.5万+1或者2万+1。”

　　显而易见的好处往往令“驻深办”人员忘记自己对经销商的责任，逐渐演化成两边拿钱的手机掮客。但实际上，胃口大有能力的掮客通常并不会止步于这些微薄的佣金，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自己也往往成为山寨生产者。

　　“有时候是厂商邀请，有时候是掮客主动要求，在山寨公司合资入股。”杨群解释说，这样做的好处是降低风险：“毕竟掮客也要注意自己的名声，而山寨机厂商通过他们卖掉一批次货然后跑路或者改头换面的情况又确实存在，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有自己的公司。”

　　合资或参股山寨公司后，掮客们一边能够对产品质量有所监控，另一边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当掮客成了山寨厂商自己，那些山寨的恶习也会传染到他们的身上。

　　“他们当掮客，本身的行为就是对经销商进行欺骗。但是这还不算，有时候他们玩得更过火——经销商一批款子打过来了，要么发次品，要么干脆不发货，总之到后来，人是再也找不到了。”

　　恶性连锁反应由此开始。“经销商们屡屡上当之后，手上的货积压卖不出去，就干脆处理给下级经销商。如此层层下骗，直达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的一线经销商。”

　　除此之外，还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就是大型经销商也干脆自己开始做山寨。”杨群告诉新金融记者，由于山寨技术扩散，已经使得山寨机生产“几乎没有门槛”。这个时候，有资金实力又有营销渠道的大型经销商干脆自产自销，致使山寨圈愈发混乱，而最终“只能是消费者买单”。

　　山寨人走潮未退

　　在实地采访期间，新金融记者注意到，不仅当地政府低调回避“山寨”，甚至这个产业内部本身也自我厌弃，局部的繁荣和衰退相生相伴，轮番上演。年前曾有消息传出，深圳山寨手机退潮，企业倒闭老板跑路，情况似是而非——不幸者总有着各自的不幸，倒闭有各式各样的原因。虽然跑路的情况的确不时发生，但说整个山寨潮退仍为时尚早。

　　“山寨圈成王败寇。玩赢了的那叫商业智慧，输了的只怪没诈到水平。”极为熟悉深圳山寨市场的杨群表示，山寨圈内一直有人进入和退出，再常态不过。而至于老板跑路，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1种

　　就是在做品牌时过于冒进。“就在2008年前后，大量的山寨手机厂商在拿到手机牌照以后‘包装’成品牌，开始大肆疯狂造势，基本都声称要扛起‘国产手机民族复兴的重任’，并且以此开始疯狂的渠道招商。‘深爱’就是一个例子。”杨群介绍说，“深爱”手机当时邀请的品牌代言人是孙俪，攻势强大，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国产手机的一朵奇葩。但没过多久就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公司倒闭，让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和消费者投诉无门。

　　●第2种

　　是盲目转型，一拥而上。“在深圳这里，电子行业产业链非常完备，基本上你要山寨任何一个新产品都是没有门槛的。”杨群解释说，就是因为条件过于优越，而操作流程又与山寨手机基本一致。使得“山寨”开始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其他产业蔓延。“比如说有一阵子，汉王电子书卖疯了，就有前前后后1000多家公司蜂拥而上，大量仿制。”可后来苹果平板电脑出现，汉王自身不保，“更不要说山寨了，基本全部倒闭。倒闭之后他们又去仿iPad，结果你现在看，市场上不下1300个这种‘Pad’品牌，99%都是山寨。”

　　●第3种

　　就是山寨老板卷钱跑路。“山寨这个行业，诱惑实在太多。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在于山寨老板这边。”杨群告诉新金融记者，山寨行业虽然饱受争议，但其多年来遵循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商业规则却备受称道，尤其是经销商和厂商之间进行合作时，必须先打款后发货。而如果同时打款的经销商数量很多，那堆积到山寨企业手中的资金就会十分可观。“有一个例子，叫做‘数星’科技，自己号称是山寨上网本的老大。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招商，圈走了至少3000万人民币，后来经销商想找他要货就再也找不到了。”